作者：冯精志
出版地点：南昌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6月
ISBN： 978-7-5391-7811-0
内容摘要：
在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今天，《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作者以他深刻的洞见，在精心展现俄罗斯地域上东与西的特点的同时，生动展现了俄罗斯人受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冲突、挤压的多重矛盾心理，以及他们冷漠的外表下潜藏郁积的热情。作者打破一般的罗列事件人物的写史方式，而是抓住某一时段的重大事件来展开历史，使历史的真实面目和生动姿态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剥落。历史人物置身于这种以事件构建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使我们对这些熟悉的人物又有了鲜活而真切的认识和理解。
原文摘录：
- 恺撒是纪元前罗马共和国统帅，伊凡三世冠以“恺撒”头衔，希腊语为Tsar，汉译沙皇。正式文件中伊凡三世依旧称“上帝垂恩之全俄君主及莫斯科大公国大公伊凡三世”。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俄国是分封制君主集权国家，分封贵族代表沙皇统治领地。1562年，伊凡四世宣布剥夺贵族领地，所有土地为沙皇所有，贵族成了靠俸禄生活的“公务员”，激进的贵族策划除掉伊凡四世，伊凡四世逮捕谋反贵族，多数处死，少数流放，从而被称为“伊凡雷帝”。
- （奥斯曼帝国）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罗马教皇打算用莫斯科公国牵制土耳其人，于是又用和亲手段。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在伊凡三世及其民看来，拜占庭亡了，而俄罗斯通过与亡国公主联姻，成为拜占庭的血脉传承，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成为俄罗斯的国徽。伊凡三世自称“基督徒唯一的沙皇”。“第三罗马”正式诞生了。
- 蒙古文化具有不稳定性，缺乏对其他文化的辐射力，罗斯自10世纪末皈依东正教后，一直坚守信仰，保留了俄罗斯文化的精髓。军事强大而文化落后的民族不可能征服文化相对发达的民族。这是世界史的通例。
- 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是俄罗斯文化构成的意味深长的象征符号。
- 由于外族入侵造成的漫长的民族压迫，以及延绵不断的沙皇专制等多方面润，俄罗斯是悲情民族。这种悲情被以下的地理人文因素放大了：俄罗斯国土辽阔，人与人之间距离遥远，缺乏联系；大部分国土气候寒冷，人们在一年中有小半年在猫冬；由于极光，圣彼得堡一带每年有一段白夜，压抑心情，而这一带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俄罗斯的大地仿佛是痛苦与思考的象征。
- 冯维津提出：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蒙昧的俄国反而有其原始的生命力来拯救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反西方思想的滥觞。
- 俄国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反西化的民族认同，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分裂，相信心灵，崇尚自然，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似乎有“集体传染病”，很多人都是认识资本主义后转向“反资本主义”的。
- 别尔嘉耶夫说：“知识分子承续了传统俄罗斯思想的分裂性，同时又接受并传播着西方的理性主义。就前者倾向而言，他们是直觉的、体验式的；就后者而言，他们是理性的、逻辑的。俄罗斯19世纪思想及其运动的矛盾，首先呈现于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身上。这决定了19世纪任何一种西方思想进入到俄罗斯，都不可避免地变形；这也就决定了任何一种西方思想原型在俄罗斯人眼里都不可思议。”
- 俄罗斯思想家试图将俄罗斯文化定义为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是不同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西方派鼻祖恰达耶夫认为，俄罗斯代表着“人类除了被称之为西方和东方之外的第三个方向”。
- 别尔嘉耶夫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段话诠释了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双重属性。
- 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哺育出布尔什维克。而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双刃剑，既使得布尔什维克不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又强化着俄罗斯固有的充满悖论极性的特质。从早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到后来发生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及采取残酷斗争方式，都与俄罗斯固有的极性悖论特征有极大关系。
- 列宁晚年曾经有过深刻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试图重新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发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感慨，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落后的国家找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但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力量”严重缺失，主宰布尔什维克的是俄罗斯的传统精神。
- 布尔什维克对未来社会的准备，与其说来之于马克思的构想，不如说更多地来之于憧憬，列宁的温和渐进道路，使他们那种救世主式的情愫无法释怀，更与他们的激进风格格格不入。
- 由于俄罗斯文化传统浸润如此厚重，具有反西化民族认同的苏共就完全彷徨了。
- 苏联是个谜，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和行为方式与其他国家不大一样，既有自己的理智，也有自己的乖戾，无论是东方思维方式还是西方思维习惯，在苏联问题上都会产生困惑。
- 不妨说，如果把对俄国的诸多困惑放在“东—西方文明”这块大幕布前，或许能窥探到些许答案。
- 在英语里，知识分子指人时含有冷漠尖酸的意思，在俄语里带有不容推卸的道义意味。俄罗斯知识分子大多数具有经世作风，不满足于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世界，造福人民。
- 正如一位思想家说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对社会的困境与问题充满无法摆脱的内疚感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也被称为人类价值的守护者与社会良心。
- 恰达耶夫：“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不能成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
- 恰达耶夫说，俄罗斯近代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 尽管这封信严重地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但也催生了俄罗斯的自我认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拉开了关于俄国命运的辩论，这也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
- 如赫尔岑总结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是像一只双头鹰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一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这种沙龙讨论与后来俄国民粹派和布尔什维克的喧闹大会辩论完全不同。
- 文化精英孤立于不大的圈子里，脱离了宽阔的社会潮流，他们阳春白雪式的思想不仅没有吸引群众，也没有吸引更广泛的知识分子。而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一个分水岭，他们鄙视形而上的文化启蒙，要用革命颠覆文化创造，否定改良主义，他们把东正教下层的禁欲主义、从贫寒中练就的恪守斋戒的自我约束、坚强的意志，引人到知识分子群体中。
- 俄国知识分子有“不与官府合谋”的传统。他们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持偏急躁，从否定国家到否定秩序，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裂变和不断重组，使俄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稳定的连续性，而且思想界的视野一直打不开。
- 农奴制废除后的纷乱中，一批平民知识分子自称是人民精粹，故称“民粹派”他们受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影响很大，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
- 民粹派宣传社会进步高于个人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在一个层面，二者不同步，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在一边。长期处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常常走向极端。
- 斯托雷平推行改革，是真心实意地维护沙皇专制。私下里，他的话极坦率：给农民土地，就会激发起土地私有者的贪婪本性，贪婪的农民是忠于沙皇的好农民任何革命风浪在拥有土地的衣民面前，就如同海浪撞上防波堤，被击得粉碎。
- 抑强扶弱的“俄罗斯独特的村社精神”是凝聚国民的精神支柱。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村社精神，使这一支柱不复存在。斯托雷平像个蹩脚的泥瓦匠，为了让大厅宽敞而拆了一堵承重墙。村社是沙皇专制的统治基础，斯托雷平对传统村社下重手，“分家＂固然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好处，却腐蚀了传统体制，伤害了既得利益集团，当革命来临时，会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拯救沙皇专制？难说。
- 在“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的口号感召下，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效应全部被释放出来。在这一系列链条当中，初始的文化激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它的先导宣传与后来的社会动荡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一个链条过程。
- 杜马领袖商议良久，最后才由米留可夫出面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他们同意掌握政权，决定成立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卢森堡后来讥讽地说：沙皇的，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
- 学者发掘了瑞典、瑞士和英国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及瑞士银行的流水账单。从那时到1917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向布尔什维克支出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7500万欧元）。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以及穿往返联系，携款支付的是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赫尔方特（Hclphand）。
- 《四月提纲》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政治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句口号的潜台词其实很清晰，那就是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执政者，工兵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总得有一个出局，那就请临时政府下台，由工兵苏维埃握住印把子，执掌全部权力。
-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列宁在选举失败后，对于立宪会议立即改口了，“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会立即赢得大多数的支持”，“我们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然后再夺取政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11月14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农民代表大会上说：“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这就意味着，列宁要用武力赢得在投票箱前所失去的东西。列宁明确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下面的话更具杀伐之气：“立宪会议如果与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在政治上死亡。”
- 民主是妥协的产物，民主原则在动荡的革命中不适用，抽象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变革时期，采用温和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无法获胜，只有以“革命崇拜＂来办一切事，在充满不可调和的二元对抗中，宁肯同归于尽也不求双赢。斗争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
- 如果从长远看，《布列斯特和约》埋下了重大祸根。苏俄与德国签约8个月后，德国战败，苏俄政府随即宣布废约，好像没有吃太大的亏。实际上，苏俄履行《布列斯特和约》时所割让的土地，只有白俄罗斯那块失地回来了，别的全丢了。不仅如此，波兰重新立国之后，随即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向苏俄发动了进攻，而且自认为战胜了苏俄红军。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成为三个独立国家。二战中斯大林重新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而波罗的海三国并不认同，而是埋下了仇恨。这股仇恨一旦发作，就成为1991年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 波兰是古老的国家，国土夹在强悍的俄罗斯和同样强悍的普鲁士之间，历史上被两位邻居瓜分过三次，国家消失达123年。
- 苏俄内战也与中国扯上了关系。早在1911年时，俄国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策动外蒙古王公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北洋政府抗议，1915年和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 1919年7月，苏俄发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苏俄政府要“废除”的是1896年后的各项条约，不包括1896年以前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加拉军第二次规划宣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俄国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 为稳定远东，苏俄接连发表《加拉罕宣言》，对北洋政府说了些过头话，但不过是权宜之计。苏俄内战结束后，宣言中的允诺就不再提了，固守着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系约。布尔什维克并不比他们的沙皇前辈宽宏大量，令翘首以待的中国人空欢喜了一场。
- 东正教会无力治愈这一疾病，因为在它的内部，异源的拜占庭特色和民间的鞭笞派教义之间也进行着类似的斗争。它用圣人的功绩来为东正教信仰输送营养，让俄罗斯人民熬过艰难的历史阶段，却不能训练俄罗斯人坚韧的个性、灵魂和文化的自律。
- 女哲学家斯捷蓬在《往事与未竟之事》中叙述了她那时的所思所念：“欧洲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文化不会消亡，用赫尔岑的话说，百年之后用普希金这样的天才现象回应了彼得大帝强力呼吁的欧洲化的俄罗斯不会消亡。由于在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与西方相遇，19世纪俄罗斯文化快速繁荣这一事实对我来说就是欧洲蕴涵着生机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即使是布尔什维主义也打击不了我的乐观，因为与其说它是斯宾格勒视之为欧洲衰亡症状的马克思的那一理性社会主义的俄国形式，不如说它是一场暴烈的大火，火中烧毁的不是欧洲文化的储备种子，而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脱粒禾秸。我不相信欧洲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还因为我感觉到历史不是必然王国，而是自由、罪孽和功勋的世界。我期待欧洲的凊醒以对抗我们这里野蛮地实现了的决神的欧洲理性社会主义；期待西方基督教良心活跃起来以摆脱俄罗斯教会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矛盾。”
- 斯捷蓬的表述，包含着与别尔嘉耶夫相同的思绪。俄国这茬知识分子仍然在“东西方”的怪圈里徘徊。他们认为俄罗斯需要拯救，甚至需要革命，但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只能把俄国拽人背离欧洲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轨道所以他们不甘于与布尔什维克为伍。
- 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喧闹，知识分子们在写自己的书，卖自己的书，传播着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念头。在一个个书屋里，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有很多人，交谈比生意活跃得多。顾客要的书，常常是学术大腕顺着小梯子爬到最高几层书架，眯缝着近视眼，从那里找出稀有古籍或薄薄的诗集，然后坐在天花板下的梯子上加入谈话，顾客温顺地等着，有时也怯怯地投人争论中，多半是大学生。
- 列宁用铁腕支撑革命的理论背景是复杂的。不能说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直接产物，但有一点很清楚，没有从19世纪后半叶起在“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培植起来的精神氛围，政治激进主义就不能出现。正是在政治激进派中间，普遍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认为群众对“压迫者”和“革命的敌人”实行政治上的极刑是人民神圣的权利。国家的落后和拒绝改良在政治激进派那里都变成了优势，只要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激发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政治激进主义是这些情绪的集大成者并成了毁坏过程的催化剂。
- 1922年初，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到另一个点子，那就是驱逐知识分子：＂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合适的地方。”
- 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强烈批评“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 “社会革命党人案”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大政治案件。很难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实际上这场审判是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对抗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是要给这半个世纪的争论画上旬号。而这批社会革命党人则利用法庭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毫无悔改之意。这次审判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抗议。虽然判处了一些被告死刑，但是最后都没有执行，案子不了了之。
- 在苏维埃农业大会上，农民代表是这样控诉武装征粮队的：“农村里一切都好，怎么能不好呢——土地是我们的，粮食是你们的；池塘是我们的，鱼是你们的：森林是我们的，木材是你们的。＂有的农民说得更直截了当：＂我们拥戴分地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反对征粮的共产党。”
- 列宁这样评价余粮征集制：它是迫于战争和经济破坏而实行的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阶段；它是临时性政策，又是当时条件下捍卫苏维埃政权唯一可行的政策。
- 恩格斯平日里喜欢研究军事问题，绰号“将军”。1854年，他曾经这样介绍喀琅施塔得要塞：＂喀琅施塔得，对于从波罗的海一带海上向俄国发动的任何进攻来说，都是取得胜利的锁钥。攻下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就在你的脚边，俄国舰队也就不再存在，而俄国就会降到彼得大帝以前那样的地位。＂
- 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发布宜言，称：“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崩溃。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
- 民族自决权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首创，原创是英国。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有很多殖民地，在对异族的统治中，如何把民族矛盾压到最小，民族冲突风险降到最低？英国的做法是允许殖民地成立国家。当然，早期这种国家只是躯壳，实际统治者是英国殖民者。按照英国法学界的说法，民族自决权是指给予殖民地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权利，也泛指一个民族不受外族统治干涉、决定和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民族自决权是受国际法保障的法律权利。
- 1883年，沙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专制、正教、民族”原则，确立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基本内容：“专制”是俄罗斯完整、巩固、强大和尊严的基础；“正教”，东正教是俄围国教，用东正教维系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民族”是指大俄罗斯民族，优秀种族统治非俄罗斯的蜜族。俄罗斯民族只承认一个政权，即沙皇专制；只奉行一个宗教，即东正教；只认一个民族，即俄罗斯民族。
- 大俄罗斯主义是双刃剑。对外是扩张的说辞，鼓吹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理应受支配；对内是同化其他民族的说辞，竭力使俄罗斯民族享有特权，压迫其他民族，铲除非俄罗斯民族的任何独立自主意识和国家制度萌芽。
- 1914年2月，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俄国具有同西欧国家不同的特点，俄国是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享有高于其他民族一等的特权，是统治和压迫民族，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因此“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 按照布尔什维克正统理论，既然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引爆器，那么打碎帝国结构就是革命的必然，因为沙俄解体乃是走向各民族平等联合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步骤。……苏俄政府不可能放弃恢复沙俄版图， 只是那段日子里忙于召开承诺过的立宪会议，碾碎立宪民主党人，克制如日中天的社会革命党人，以名正言顺地接管。在国力空虚、外敌人侵、国内战争等一系列因素制约下，甚至被迫签订割让国土的《布列斯特和约》。
- 单一制是指由若干不享有独立主权的一般行政区域单位组成统一主权国家的制度，地方行政区不是政治实体，不具有任何主权特征。国家本身是一个统一整体，地方的自主权或自治权是通过宪法授予的，各地方政权没有单独退出该国的权利。复合制国家是指由几个国家或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通过一定的协议联合组成的统一国家或国家联盟，有退出机制。
- 复合制分为邦联制和联邦制两种。联邦制是几个国家联合组成国家（联合体），彼此行政、立法、司法相对独立，互不干涉内政。联邦中央只负责国防外交，在联邦内只起经济文化方面的协调作用，对其所属国不具行政约束力。如果参加联邦的各国，连国防、外交都是各自负责的，这种组合形式，就叫邦联。
- 列宁习惯于进退之术。俄国著名史学家季什科夫说，“一旦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消除与自己的图谋相脱离的权利，给支持各独立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因为从骨子里“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本人尽管还发表冗长的政治花言巧语，但并不热心支持族裔联邦制”，“一旦布尔什维克们的军事局面好转，政府就严格限制自治体的政治地位，列宁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
- 托洛茨基自视甚高，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安排斯大林任总书记时，他轻飘飘地说：“这只是个技术性职务，而不具有政治性质。＂
- 苏联社会科学院编写的《苏联简史》则另有说法，称在党的十三大上向全体代表宣读了列宁政治遗嘱，与会代表考虑到斯大林长期与托洛茨基斗争，在党内有崇高威信，同时相信斯大林能够接受列宁的批评，于是同意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苏联简史》的说法是谎言。
-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托洛茨基有自己的理论，也就是“不断革命”论，又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要而言之，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开始”，但不能在一围“完成”；后进国家“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一种陷于内外矛盾中的孤立状态，要摆脱这种状态，唯一的出路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并不断进行世界革命。
- 斯大林在1月发表了以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为主旨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一次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 斯大林是在用武装工业的方法武装农业，用组织工人的办法组织农民。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就是武装、组织农民的方式和手段。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建立了集体农庄，个体农民被迅速地改造成了农业工人，即集体农庄员；消灭富农不仅使比较富裕的个体农民扫地出门，还宣告了个体私有制的终结。
- 中国革命从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土改，使得承传既久的乡间文化香火化成一缕青烟。索尔仁尼琴似乎也品出了这种味道。他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放出了最重的话。他说，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敲断了俄罗斯的“脊梁骨”。
- 列宁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收成丰盛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兴旺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
- 一战期间，俄军在战场上打得很糟，军事工业却完整无缺。苏俄政府实施战共产主义时规定，凡是雇工在５人以上的工厂全部收归国有，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这样一来，除了那些两三个雇工的小作坊外，所有工厂改换门庭，转瞬之间就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了。全俄是罗棋布的老沙皇企业，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这做法叫“完成了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在世界的首次试验。
- 列宁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话比赫鲁晓夫后来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准确。
- 在帕尔墨和科尔顿著的《近现代史》中说：“外国观察家常常发现，新制度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竞赛或者竞争，或者说感到每一个人都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祖国而忙碌的劳动和奋斗。工人们似乎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创造了新的工业奇迹。人民把每一个新的进展看作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报纸的读者不是看滑稽的连环画，而是热切地阅读关于经济战线上的最新进展或失误。甚至在美国的镀金时代，像苏联人那样对物质和机器的进步的纯真乐趣也从未出现过。劳工和经理人员没有阶级差别的感觉。他们之间显然没有妒忌，收人的差别既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被认为是必须的和合理的。苏联创造的这种劳工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团结一致，只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向西方的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最严重的挑战。这种劳职之间团结一致感情的真实性如何？有多少是自发的？有多少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独裁政府反复灌输的？这些问题一向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团结一致无疑是用极权主义的代价来换取的。”
- 苏联政府为筹措工业化所需资金想了很多办法：当局大大提高对普通城市民和农民的征税额；当局不惜顶着骂名，提高物价，全面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倾销价向国处出口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石油、黄金、毛皮以及国内紧缺的粮食；廉价抛售几大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举世闻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均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 在研究工业化资金来源时，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主张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只有农民富裕了，购买工业品多了，发展工业的资金就有了。但当时党内强烈要求终止新经济政策，也等不起农民富裕起来后再发展工业。
- 布哈林的意见虽然被否决了，但是他的思路符合俄国固有传统，用农业养活工业，在俄国天经地义。在沙皇时代，发展工业的资金主要是榨取农奴所得。因此有人提出一个从农民那里获得工业发展资金的办法：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品，而且起了个名，叫“剪刀差”。
- 1928年夏，为解决工业发展资金的问题，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贡赋论”。发展工业需要投人巨额资金。斯大林说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工业发展资金，没有可能也不愿意举借奴役性的外债，而只能依靠内部积累。如何内部积累？途径之一是向农民征收一种“额外税”。“额外税”如何实现呢？斯大林论述得极其坦率，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工业产品，即农民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交纳贡赋。显然，贡赋论正是被联共（布）十五大否决的东西。
- 列宁逝世前曾经遗憾地说，资本主义经济史证明，国家要有大笔长期借款，有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借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借到什么款。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仍然没有借到什么款，他和他的战友两手空拳，建起了片片厂房，实现了俄国工业的腾飞。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穷小子俄罗斯是凭什么起家的？简而言之，凭借的是内部积累，而主导的是贡赋论。
-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工业化的陪嫁。贡赋论为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现实途径，农业却付出了惨重代价。如同病恹恹的母亲用乳汁喂养孩子，孩子欢势了，母亲却落下内伤。苏联处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为了应付外敌，必须实现工业化。
- 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中说：“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干部的甚至最微小的过错，工程师的计算错误，编辑或校对人员疏忽印错的字和出版了坏书——都被视为有意破坏，成为遭受逮捕的借口。在这些日子里，到处都寻找密码和法西斯标志。在书籍和笔记本的图画中、少先队微章上都会找到这些东西。有些人甚至把许多客观困难，如教师的低薪金、费用的缺乏、大批学生离校、设备的迅速消耗等等，都别有用心地企图解释为有意破坏。”
- 1940年春夏之交，德军主力绕过法国构筑的马其诺防线，通过阿登森林，进攻法国，法军猝不及防。英军还日没有与德军正式接火，法国政府就投降了，只得仓促从敦刻尔克撤退。
- 饿得浑身无力的人们是怎样战斗的？从这段历程中走过来的人说，他们坚持的动力是想看到结局。对纳粹的仇恨咬破了俄国人的心，在没有看到法西斯的厄运之前，谁也不愿意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去。在那段日子里，图书馆照常开放，有位建筑学家在查资料时几乎饿死，他是在设计一座迎接苏军的凯旋门。
- 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被占领区的人们反复传诵：害虫偷吃老白菜，虫子死了菜还在。俄国人认为自己就是老白菜，希特勒这条毛毛虫纵然爬到菜叶子上啃了几口，终究熬不过严冬。人民，只能比纳粹坚持得更为长久。
- 俄国民族众多，少数民族最复杂交错生活的地区是北高加索，也就是俄罗期的南方。从历史因素看，历代沙皇政府对这里征战和掠夺导致了当地居民与俄国政府以及俄罗斯民族的深刻矛盾；从自然因素看，北高加索多山，隔绝和封闭的程度很深，民族隔阂和冲突长期处于发展和深化状态；从文化因素看，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之间，在道德准则、传统、利益、习俗和文化等诸方面都有原则上的差异。
- “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受压制民族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居住在“特殊居住区”内，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
- 库尔斯克大会战结束，正赶上秋收，苏军士兵和农民一道收庄稼。苏军士兵就像土地一样质朴，平日想事不多，不考虑建功立业，也不想流芳百世；他们自视是大风扬起的一颗沙粒，大洋掀起的一朵浪花，只是被一场巨大的风暴烘托而起，又追随着战争的潮头履行自己的使命。惊天动地的坦克大会战，取胜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坦克，而正是这些把热血洒入祖国热土的忠勇无畏的士兵。
- 柏林电台向全世界广播，在苏联斯摩棱斯克村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埋有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是被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真理报》称这是纳粹谣言，刊登辟谣文章。苏联政府称，即便在卡廷森林发现大批波兰战俘遗骨，也是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后杀害的。
- 历史的顺序是，苏波战争后，数万名红军战俘死于波军战俘营；十几年后，红军处决了两万多名波军战俘。两件事有联系，波兰人作恶在先，俄国人作恶在后，反正双方都把事情做绝了，五十步笑百步。当然，如果当真追究下去，波兰人为什么那么痛恨俄国人，就要扯出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了，那就是老沙皇和波兰的先人打官司了。
- 在冰河铁马的日子里，创伤可以抛掷脑后，而一旦消停下来，伤口还会隐隐作痛。时间的流逝会淡化许多事情，而卡廷惨案和随后发生的华沙起义事件刻骨铭心。卡廷惨案的创口还没有平复，接着苏军眼睁睁看着地下卫国军被纳粹歼灭，创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在波兰人的心底落下了疤痕，旧日的创伤将长久地折磨着人民的感情，并一直影响到波兰人对苏联的整体认识。
- 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相当反感，尤其是外蒙独立这条，断难接受。但是苏联抓住了蒋介石的软肋：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帮你打日本鬼子。
- 根据俄方档案，斯大林问宋子文：“中国国民政府是否要求苏联能着手解除中共军队的武装？＂斯大林强调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斯大林还说，旅顺将不用租借名义。宋子文没想到斯大林这么好说话，第一次会谈就把棘手问题化解了。
- 斯大林说：“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苏联之所以要外蒙古，是需要一个缓冲地带，以保障西伯利亚的安全。蒋经国说，中国不会进攻苏联；即使中国想攻击，也没有力量。斯大林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 如何概括这种局面，杜鲁门把丘吉尔请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在威斯特敏斯特学院发表讲演。落选的战事首相丘吉尔，这时只是一介平民，却酝酿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铁幕”。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到亚德里亚海，降下了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他所依据的事实是，苏联准备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建立共产党政权，以及苏联在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所作所为。
- 所谓冷战，是不用枪炮的战争。不用枪炮用什么？可用的手段多了。从宣传手段、经济手段到颠覆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冷战的实质是以意识形态和经济实力争取人心，因此自然会从主义的说教到转向经济领域。战后的欧洲极为贫困，由于物资极端短缺，欧洲各国投机倒把盛行。各国几乎没有恢复经济的招数，也没有恢复经济的资金，只得动用军队抓投机倒把者。
- 1953年3月6日清晨6点，莫斯科还在黎明前的沉睡中，广播电台传来了播音员列维坦缓慢低沉的声音：“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消息立即通过无线电传遍苏联，传向全世界。
- 斯大林曾与丘吉尔相互挤对，而在斯大林逝世后，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时说的是公道话：“对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她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她的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约瑟夫·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自己。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他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他另外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者们作战。”
-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
- 一个有名的段子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有人递上一张条子，就一句问话：＂当时你在哪里？＂赫鲁晓夫看过条子后问：＂这是谁写的条子？＂台下没人吭气。赫鲁晓夫说：“当时我就在你那里。”
- 赫鲁晓夫放了个大炮，第一次以批判态度对待苏共执政史，难能可贵。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严重后果的揭露与批判，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但是，赫鲁晓夫报告中有严重缺陷。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但是，有一大堆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当了最高领导人？苏共怎么就接受并容忍他30年？赫鲁晓夫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他有一个迈不过去的坎，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制度，只能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
- 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贝利亚之子谢尔盖·贝利亚的评论倒是一针见血：“一般来说，党的上层分子总是给斯大林帮倒忙。斯大林在世时，我父亲就说过个人崇拜的危害。顺便说一句，斯大林自己也这样说过。我相信，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党的上层分子有意宣传个人迷信并不仅仅是出于其固有的谄媚逢迎。毫无疑问，这里有着更远的目标。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没干什么。他既是上帝，又是沙皇，还是军事首长。就是说，一切罪过都是他的。众所周知，后来党在二十大上非常精巧地上演了这一幕，把一切都推到了去世领袖的身上，其他人都成了无罪羔羊，而且没有任何一位斯大林过去的战友鼓起勇气站出来，道出斯大林周围的人在制度性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 波匈事件结束了，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秘密报告会招致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赫鲁晓夫困顿于一个巨大的矛盾之前：既不能让东欧反苏分子得逞，又不能总是用坦克阻止反叛；既不能重演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又不能因非斯大林化而离经叛道。怎么办？他懵懂了。
- 列宁早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斯大林时代，把列宁的这句话作为党对文学监控的依据，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1934年8月在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家协会章程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其他所有审美思想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审美观，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
- 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而后自杀。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
- （萨哈罗夫）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我知道再跟他们讲是没有意义的。”“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训：你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后来，这位苏联最杰出的核物理家作为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蜚声世界。
-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软肋。《赫鲁晓夫回忆录》美国版序言说，人们只要提起赫鲁晓夫，脑海里浮出的第一个形象是：矮胖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穿着沾满泥泞的胶皮靴，站在玉米地里海阔天空地大谈玉米。
- 在他看来，解决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发展畜牧业，而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玉米，美国的畜牧业就是由于玉米高产而兴旺的。＂除了玉米，没有一种作物能取得这样出色的成就。玉米能够使农庄像插了翅膀一样飞腾起来。”
- 所有人都承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有莽牛般的干劲，干的事很多，干砸的也很多。他在执政期间的最大亮点不在人间，而是在太空。
- ＂第二天在与旧金山工会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中，赫鲁晓夫站起来，转过身去，撩起外套，模仿“康康舞”的动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让女孩子露出后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色情，是资本主义制度让这些女孩子变成这样的。”
- 按照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的最初计划，只是用铁丝网和铁蒺藜封锁柏林。在铁丝网一时没有拉起来的地方先用卡车封堵。但很快暴露出问题。一名东德士兵巡逻时突然扔掉枪，跳过铁蒺藜跑入西柏林。这个逃亡士兵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行动促成了一堵大墙的诞生。
- 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出身于白俄知识分子流亡者家庭，他把俄国知识分子归纳为两类：具有宗教情怀，沉浸在脱离世俗的纯精神领域，继承传统的文化资源，不问政治的“国学家”；关心现实的批判家、激进派，摒弃传统，把打破“旧世界的虚假平衡”视为第一要务。从前一种定义出发，有人说俄国知识分子有贵族气，孤傲清高，把精神追求看得高于一切。从后一种定义出发也有人说，俄国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民粹派，厌恶贵族社会，视贵族的特权，主张民众至上，淡化个人而凸显群体。
-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利益分化过程，知识分子处于优势地位，拥有的知识可以转化为商品价值，比一般体力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即荣誉、财富、名位与权力。知识分子往往出于对利益的关注而忽视了道德责任与社会批评功能，不再以民众诉求作为自己关注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很可能是“假问题”、“伪问题”至多不过是“次级问题”，问题不是来自生活主流，而来自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这些可以概括为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无根化。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当你始在果壳里的时候，便会以为果壳就是整个字宙。”
- 大清洗对苏联知识分子的改变超乎想象，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铁腕面前孤立无助，有的丢掉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丧失了往昔的道德标准，不再有争论，不再有思想骚动，剩下的只有俯首贴耳的顺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拥挤在考古、古文字或应用技术之类的远离政治的冷僻领域和实用领域里。技术专家的生存空间要比人文知识分子大得多，技术官僚大行其道，以至人满为患。
- 伯林说，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强硬、冷酷、好斗，是国家之上的“无产阶级无赖，憎恨一切广义上可以称为“西方价值’的东西，甚至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
- “萨米兹达特”是音译，可以意译为非法出版物、地下出版物。把出版物分成合法和非法、地下和地上，无法说明作家们从事非法活动，只能证明这个政府在违宪。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会有出版自由的条款。绝大多数政府会遵守这一条款，极少数政府把宪法当做摆设，对出版物进行事先审查，审查通过才是合法的、地上的，没有通过的就是非法的、地下的。作者既不愿意接受外在的审查，也不愿自我审查，自己印刷出版物，这就是在苏联风靡一时的“萨米兹达特现象”。
- 马克思走上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道路，正是从争取出版自由、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开始的。马克思的一段阐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话脍炙人口：“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干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书报检查制度下，“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 “道德社会主义派”也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更多的是从体制内反对。他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重要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遵循一定道德标准；苏联的政治荡排斥了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思想力量的基督教，破坏了它的道德价值。于是出现了一个道德上的真空，从而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出现。
-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大量问题，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 持不同政见者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跑到国外过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 梅德维捷夫说：“判断历史的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
- 流落德国的小说家季诺维也夫大为感慨：“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 被西方人赞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居住在巴黎，面对如今的祖国现状，这年说道：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船。
- 很奇怪吧？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当初他们极力反对的极权制度一旦坍塌后，地们对它产生了深切向往；他们曾经深切憎恶的斯大林主义一旦成了垃圾，他们在垃圾堆旁唏嘘。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昨日的愤怒只是怒苏共不争；他们昨日的谴责只是希图俄罗斯富强。这种知识分子以前有过，以后不会再有了。按照19世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来套，他们是俄罗斯最后的知识分子。
-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产生的？简而言之，新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既有格局，为了保住既得利益，经过一系列寻租，方方面面被整合起来，形成分利集团。分利集团的运作，起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类：广泛性利益集团和特殊性利益集团。由于后者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是“分利集团”。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有何关系？奥尔森指出，分利集团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人而不是创造更多的总收人，导致全社会的效率与总收人下降；分利集团为既得利益延缓全社会运用新技术；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规模时，必然采取排他性政策维护集团利益：为达到目的，运用院外活动争取立法，活动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这种示范效应使企图获取更多收益的分利集团越来越多，从而改变了社会动力：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社会动力的变化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该国的生产增长受到阻碍，社会经济出现僵化衰退。
-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利益集团，而当时领导干部不能超过三届，加之干部队伍流动性较大，制约了利益集团的持续性发展。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由于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没有了后顾之忧。勃列日涅夫曾经公开说，“靠工资谁也活不了＂，似乎默认了谋私不可避免，导致以权谋私成风。勃列日涅夫带头大搞裙带之风，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私程度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分利化是指社会中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各自拥有的可供交换的资源的不同（包括知识、能力、劳动技能、权力、地位、影响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等）以及市场对其资源的需求程度的不同，从而在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多少号获取利益的机会、条件方面出现收人上的越来越大的差异，其结果就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层，并在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同的分利集团。
- 苏联出现了不思变化的上层，希望沿着既有道路走下去。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大量繁殖，并形成了制度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成本变得很高，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转化为垄断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根据奥尔森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 什么是地缘政治？即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对地缘政治很投入，但都很失败，多年来不仅没有结交真正的盟友，而且不曾改善地理政治态势。
- 斯大林写过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此有关，他认为中共领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共产党”。解放战争中，他对中共前景不看好，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
- 解放军南下，蒋介石要求各国驻南京大使馆迁往广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走，打算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与中共搭讪，而苏联大使馆却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到局势进一步明朗，斯大林才清楚天下笃定是中共的了，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 条约签署后，苏联派专家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和俄国，两个历史上不甚友好的大国自此进人热情澎湃的友好时期。俄国曾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发远东，目的在巩固中东铁路和旅顺军港的权益。《雅尔塔协议》中，斯大林同意出兵中国东北，主要条件是拿到中东铁路和旅顺军港。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同意把这两大块同时交还给中国，无论在什么时候看，斯大林的确是忍痛割爱了。
- 中央情报局向智利持反对立场的媒体、政治家及奸细们提供了数百万美元活动经费，鼓励推翻阿连德。但是，外电也客观指出，阿连德的垮台与中央情报局插手关系不大，是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阿连德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隐患很大。由于对国内和国外公司实行国有化，国内外投资锐减，甚至连苏联也不敢再向智利投资，经济快要窒息了。结果造成商品匮乏、通货膨胀、财政拮据的严峻局面，首都圣地亚哥街头骚动不安。
- 战后，派遣正规地面部队去另一个国家打仗，这在苏联来说是第一次。全世界都对苏军的行动震惊，连阿富汗的穆斯林武装也困惑，苏联为什么会在一个山地小国破了不出兵的戒律呢？如果是来围剿所谓“反叛的穆斯林武装力量”的，苏联人实在不至于为一些山民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美国总统卡特给出一个答案，认为苏军人侵阿富汗的目的是威胁波斯湾石油通道。他说：“接管阿富汗的行动一成功，苏联人就能深深楔入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威胁着波斯湾地区富饶的油田和大量能源运输必经的重要海上通道。”
- 美国政府既然如此判断苏军人侵阿富汗的战略企图，活跃在群山中的穆斯林击队一夜间成为代表西方世界抵抗苏军的前沿武装。美国政府立即向阿富汗调集轻武器。特工经过摸索，找到了把武器运到穆斯林游击队营地的渠道。这些武器壮大了许多游击队，包括后来处处和美国人过不去的“塔利班”。
- 勃列日涅夫很刻板，既没有列宁的政治才能，又没有斯大林坚毅铁腕，更缺乏赫鲁晓夫的伶牙俐齿及蛮牛般的干劲。但是，他也偶尔露峥嵘。
- 勃列日涅夫的翻译霍德列夫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对任何事都不求甚解，用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我们考虑考虑”搪塞。如果手头没有讲稿，勃列日涅夫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
- 朱可夫回忆录早就排出清样送苏共中央审查，可一去无回头。过了很久，上面＂暗示了，缺乏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要加上后才能出版。这可难坏了朱可夫，因为战时朱可夫实在不知道勃列日涅夫其人，如何写他对战争的伟大贡献呢？后来还是出版方想出个办法，说朱可夫到前线视察，路过某地遇某司令官，问及勃列日涅夫，说想见见他，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线去了，未能见着。这“虚晃一枪”报上去，很快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就来了，可以照修改稿付印。
- 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究竞给多少人发了多少奖章和勋章，已无法统计。他可设少给自己发勋章，仅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奖章就得了3次，金星勋章19枚！坐在生席台上的勃列日涅夫胸前总是左3枚右3枚地挂着奖章和勋章。老百姓在背后说：苏联的军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为他的勋章比朱可夫还多。
- 勃列日涅夫写小说是大器晚成。……有人建议他写下来。他顺应人民的“呼声”。小说先是杂志刊登，后发单行本，被列为党课必读书。文艺评论家们铺天盖地地大加赞誉，作家协会提名候选苏联文学最高奖列宁奖。
-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美国报纸登了一幅漫画：挂着“政治局”招牌的病房内，躺着几个苟延残喘的老头。医生摸了摸其中一人的脚趾，兴奋地说：“这个人还能动弹，得，新任总书记就是他了！”
- 沃斯连斯基根据亲身体验写了《苏联的统治者阶级》，他在书中问道：“特权阶层想选谁当总书记？是最强有力最能干的人吗？不是的，选的是政治局中被认为最不明智的最无害的人物。”
- 苏联几届领导人都不喜欢人文界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臭老九”，这个业界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形式；工作就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
- 人文界知识分子也是良莠不齐。受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进驻豪华别墅；社会科学家在进行主旋律研究时，可以获得稳定资助。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总体来看，知识分子与苏共没有天然联系，普遍对官方意识形态不认同。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
- 戈尔巴乔夫是知识分子出身，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因为祖父和外祖父在斯大林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同学们视他为“持不同政见者”。估计当年也喜欢在下面嘀嘀咕咕，在背后说政府坏话。政治桎梏始终是苏联知识分子的隐痛。他懂得取悦知识界的最简单的法子是让他们说够说透。因而在1986年初，便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
- 雅科夫列夫认为，马克思主义降落在俄国这块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肥沃的土壤上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诞生之日起，虽然有过创造民主社会的冲动，但是由于左倾激进主义借助“贪恋乌托邦的游民的仇恨心理”的策动，经过十月这场“超恐怖革命”，完成了“从专制经过民主又转向专政”的选择，从此它要存在就必须以“黑社会的方式”把这种逻辑结果延续下去，“由于暴力逻辑而变形的革命经常会吞噬自己的孩子并把人引人死胡同”，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扼杀、政治迫害，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都是历史骇人听闻的一页。
- 雅科夫列夫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赞誉有加，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能够放弃空洞的革命意识形态，走上改革之路，这是跳出俄国二律背反历史怪圈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他认为俄国应该以“人道主义、通情达理、经济效率和道德健全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改良”。第一步就是要允许反对派的存在，要有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民主性”思想的倡导下，共产党人要敢于自揭疮疤
- 雅科夫列夫作为厉害的政治家，预计到改革会以悲剧收场，预言“在俄罗斯，改良之路从来就没有受到尊敬”，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改革者“最终会遭到既来之右的也来自左的尖锐批评”。他被称作戈尔巴乔夫的“精神教父”，有人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也有人说他是“毁灭党的叛徒”。
- 【历史虚无】再向前跨一步，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转为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共产党不只是犯错误，而是犯罪组织”，“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告别革命”、“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界，成为宣传上的主调。
- 1987年秋，利加乔夫在莫斯科一个地方教师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讲话，评价了这种反常的历史现象：在极右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潮流，这股潮流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过去，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备受折磨，陷人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风气。于是矛盾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了人民对历史的怀念。激进派在人民对历史的认识方面做了大量的破坏工作，其目的是要从思想上削弱社会主义，还企图以欺骗的手段说服人们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舆论工具都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谈论历史。
- 那时，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该文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此文虽然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齐普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斯大林模式以来一切弊端的“原罪”。实际上，这篇长文拉开了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弃领导地位的序幕。
- 1990年以后，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搞“去苏共化、去红色化、去苏联化”。列宁像一夜间被推倒，博物馆中陈列的红色展品被搬出。社会上掀起改名风，地名街道、刊物丢弃与原共产党、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
- 戈尔巴乔夫未必赞同知识分子们说的那些，是政治形势使然。他企图赎买知识界，把牢骚释放出来，换取对现政权的忠诚。这笔交易合算，所以他推波助澜，时下倾诉痛快，不把问题推给将来。但知识分子不会被轻易赎买。官方既然开了口他们敬开说，该骂的都骂了，许多人掉脸就抛弃了苏共。
- 叶戈尔·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对的，媒体发起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并不是为让苏共洗面革新，而是直接动摇苏联的根基。
-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国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政治，而且分出不同门派。集会是门派交锋的场合，在集会上，演讲目标与其说推动社会进步，不如说是消灭观念上的敌人，将话语权纳入自己这边，至于这种话语权对社会有何助益，不是他们考虑的。
- “广场革命”中没有对与错，谁能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现实社会，谁就能博得喝彩。戈尔巴乔夫改革先天不足，有的是小辫子。政敌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诋毁，诋毁得越狠，就越能显示自己的高明。至于这种“高明”能带来什么，对改革有没有好处，就不是诋毁者考虑的，叶利钦就是这么做的。
- 1989年11月26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题目是《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的文章，署名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官衔，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戈尔巴乔夫对民主的理解似是而非，对西方社会民主半推半就心态只能走到那步了。他的经济观念相当混乱。虽然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已荡然无存，模模糊糊地选择了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思想，并继续坚持捍卫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主义。他对党的评论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先锋作用”不离口，却正准备放松党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一党制不再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仅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
- 简单说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路是政治上实行分权，经济上引人市场机制，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想法是不错。但是共产党一让步，把权力交给了苏维埃，麻烦就大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他含糊其辞说的这些，在次月举行的人代会上，代表们就要求他兑现。
- 人代会上，叶利钦和波波夫等人组成“跨地区代表集团”，是集体作战的小团队，主要目标是修正苏联宪法第6条，该条确立了共产党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性地位。
- （德国）大街上，人们在游行，口号不再是50年前生猛的“打倒斯大林主义”，而是换了个真实而凄婉的口号：“我们是人民”。喊着“我们是人民”走上街头的，不光是普通老百姓，还包括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全国处在变革气氛中，他们希望改革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放弃这个国家的制度。
- 东欧卫星国离去，起因全部是历史问题，没有一个是现实问题造成的。或者说，东欧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不过是对苏联多年干涉的报应。东欧剧变对苏联人的心理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有的苏联官员说东欧卫星国是吃货，就会揩油联的油，离去也好。百姓则心里凄苦。俄国地广人稀，人们害怕孤独，这时苏联公民确实感到孤单。柏林墙的倒塌，卫星国抛弃苏联，令人反思：既然铁杆小兄弟都抛弃了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真的是不行了吗？
- 戈尔巴乔夫指出，危机不仅资本主义有，“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危机”。苏联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包含的缺陷，特别是“管理方面的过度集中，忽视人的利益的丰富的多样性，低估人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戈尔巴乔夫认为，计划经济的出路在于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它”。
- 现代经济都是市场与计划结合的经济，没有哪个制度只有市场或者只有计划。至少在表面上，最初的改革意在建设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计划居于主导地位，市场起次要作用，没有私有化什么事。戈尔巴乔夫终于松了口，说：“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可能性。”所谓“无限可能性”是很活的话，当然包括私有化。至此，戈尔巴乔夫退到了底线。
- 计划经济搞不成了，苏联真的是走投无路才去搞市场经济，这不是选择问题而是生死问题。市场经济一搞，这是开闸泄洪。市场经济并不马上催生出宪政，却是宪政的土壤，长不长得出苗子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市场经济一定会把专制冲刷掉。估计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这个前景，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就表明他的思维深度还不够。而他的确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
- 从1987年始，苏联出现隐性私有化现象，先是共青团干部利用不受任何控制的自发市场形成时期逐渐扩大经营活动范围。国家各级官员看准了风头，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开始了“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
- 由于利润的巨大推动力，他们（红色局长）会经营出有效的，并能自我持续的工业发展模式。在这幅快乐的画面中，重心是金融操作。为获得资本收益，同时为了逃税，金融操作的重要性远大于提高生产力或加强管理。这些金融免费午餐是如此的丰盛，纳税如此低，而且如此容易得到，因此商业根本不想去承受开发产品和市场的风险。就苏联而言，国企和有化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手段和内部交易两者的结合。
- 调查还发现，俄罗斯人民强烈支持政府所有制。在回答哪类活动由国家经营，或者由私人公司经营，或者两者并存时，多数赞成银行（52%）重工业（79%）和广播电视（79%）完全由国家经营。多数赞成消费品制造业或者完全由国家经营（25%）或者国家和私人经营结合（53%），唯一多数赞成完全由私人经营的经济活动是农业（75%），饮食业也只有425的人赞成完全由私人经营。
- 发人深省之处正在这里：苏联平民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领导干部竟有那么多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会是这样？答案是对“私有化＂的理解。在苏联“私有化”是模糊口号，准确说法是“非国有化”。通常，私有化意味着把国有企业变为股份制或私企。而在苏联，意味着企业脱离中央政府管辖。
- 领导干部队伍之所以赞成资本主义的人多，是早先形成的分利集团这时被激活了，企业“私有化”，分利集团的身份转为雇员，身份稍加变通就是资本家。国家花大钱建的企业在法律上就成为部分领导人的了。老百姓不可能沾光，以前干什么今后还于什么，所以不稀罕资本主义，宁愿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 《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1991年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国家订货和经济计划制度终结。旧的经济联系被破坏，新经济联系尚未到位，生产和分配系统中出现了大缝隙，就在这个瞬间。部分领导干部或钻法律的空子，或利用职权，捞到了“第一桶金”，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在这时初步奠定了基础。
- 列宁曾经批评斯大林身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味道太浓。这话冤枉斯大林了。斯大林是铁杆国家至上主义者，以苏维埃国家利益为重，怎么对国家有利就怎么干。斯大林在执政时，禁止大俄罗斯主义，也禁止七七八八的小民族主义，而且即便因为打击小民族主义而落下大俄罗斯主义之嫌，也在所不惜。
-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为解决强制迁徙民族的后遗症绞尽脑汁，总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赫鲁晓夫规定，大学每年招收的少数民族新生，必须达到新生总数的一半，被强行迁徙民族的后裔想上大学，更是没的说。由于没有这么多生源，这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撒销。
- 苏联政府为了表现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搞了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整理出 47种少数民族文字（实际上没有一个民族使用），民族文化特征成为武器，向外国展现穿着花花绿绿民族服装的莺歌燕舞。这种名堂是打造出来的，属于虚热闹，表面看似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实际是在削弱少数民族的生存竞争能力，阻碍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负面影响很大。
- 纳扎尔巴耶夫说：苏联政府没有对民族形势进行深刻思考，没能制定出相应的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尽管有各种声明、纲领和计划，但是在苏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严肃地分析过民族间的关系及其解决途径。这一批评实在。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确没有整体思路，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全然没有一定之规。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过上好日子，帮助经济落后的民族尽快富裕起来，而苏联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失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不但没有收到实效，反而引起经济发达民族的反感。
- 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联盟中央对地方经济具有垄断权。在规划和建设中，往往只强调国家利益，忽视民族和地方的利益，忽视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一刀切。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致使一些共和国丧失优势，演变成单一畸形经济。
- 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速度高于发达地区。企图在短时间内拉平，既助长了落后民族的依赖心理，也引起发达民族不满，国民收人的再分配背离利益公正原则，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都产生了不满情绪。先进民族埋怨付出的太多，落后民族埋怨所得太少。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到底谁多得谁少得，根本无法计算清楚。
- 叶利钦碰上了千载难逢的打劫机会。他发布命令，将苏联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联邦所有，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中央的重要财源，控制了能源的生产和出口，限令80个联盟中央的部委解散，并停止向它们提供资金。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
- 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智襄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说：转机“正是乌克兰的行动，包括1991年12月它宣布独立，它在别洛韦日森林关于应该用更自由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代替苏联的重要谈判中表现坚决，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类似政变式地指挥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震惊了莫斯科，并且成为榜样，虽然起初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把握，但后来纷纷效仿了”。
- 苏联成了个历史名词。令观察家多少有些惊异的是，莫斯科十分平静，人们该干吗还干吗。出了首都，大城市和小地方也一样，从百姓到官员甚至感到一丝轻松，就像一个卧床多年而且把家属折腾的不善的重病号终于离去了。
-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解体了，过去的政府官员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基本保持过去的领导班子。在没有牺牲的情况下国家改换了门庭，开创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因此只能算一次自我政变。
- 戈尔巴乔夫开始向有关部门打听总统的退休金应该怎么计算，据说还与主管部门锱铢必较。权势离他远去了，他成了一介平民，这种境况令人想起一桩沙皇俄国时的往事：当年，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伯爵这样评论十二月党人：“通常说来，鞋匠闹革命，为的是当老爷；而在我们这里，却是老爷想当鞋匠。”
-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维埃政权存续74年。在相当于人的正常寿限的历史时期内，苏联的几代掌权者共同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他们始终没有摸索出一条稳定的国家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奇迹＂。
- “奇迹”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俄国革命起步之日，就备受“东西方”张力的折磨布尔什维克的激进革命思绪其实是一锅“乱炖”，基督教启示主义、弥赛亚救世意识、“第三罗马＂说和雅各宾主义都炖到了马克思主义这钢老汤里。布尔什维克力图汲取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又深陷传统文化泥淖；反对专制暴政，操作上又表现出专断独行；追求自由平等，搞的却是宗教崇拜那一套。
- 斯大林模式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产物。本来，在马克思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并没有什么计划经济的内容。列宁只是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顺便提了一句：“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尽管列宁早年曾经提过一下“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在晚年提出的是温和渐进方略。并没有谁用鞭子抽打着列宁改变初衷，是列宁自己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完成了思想转变。
- 斯大林在苏联经济建设中加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性，而且容不得丝毫市场经济。这种搞法肯定与列宁后来的思路不相吻合，只是作为战备经济，储备了日后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能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 苏联解体了，戈尔巴乔夫下台了，轮到叶利钦的＂档期＂了。叶利钦和他的一干人打算怎么干？叶利钦在美国纽约大学的演讲中，信誓旦旦地说：“俄罗斯已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其实，真正可悲的是，全世界在这时还不大清楚，这时热烈鼓吹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其实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还完全不了解。
- 就知识结构而言，这茬俄国人承袭了前人长于人文而疏于思辨、富于理想而拙于操作的传统。例如，俄国知识分子喜欢资本主义，而这茬知识分子们依旧像普希金那茬前辈，带有反西方的民族认同。美国民调机构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向往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充满19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是《资本论》描述的那个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经济自由和机会均等的社会。在这个充满怀旧色彩的国度里，连对国家道路的抉择都感情用事。
- 俄罗斯的私有化，注重大规模转变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培育能创造效益的资产所有者。由于成千上万的企业突然之间变成股份公司，国家根本无法参与私有化过程，只有让经理厂长们自己去控制企业，使得他们有条件把原来对资产的管理权变成对资产的所有权。在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只能是从法律上承认经理和官员们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别无选择。
- 俄罗斯政府力图通过私有化形成广泛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但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居民普遍贫困化的同时，少数金融工业集团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他们与现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的共同操作下，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演变成国有资产均分运动，堪称世界史上最大的财产分割事件。
- 国有财产通过不明确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转让给权势者。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而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资产，政府特许他们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点钱，“空手道”接管国有企业的资产。再就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权势集团垄断，这些人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已有。在银行私有化和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过程中，新权贵们乘机聚敛钱财。他们纷纷创办银行和各种储蓄机构，高息揽储，炒买炒卖外汇；或者开设投资公司，借用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兼并、重组；或者通过向政府提供抵押贷款（即俄政府实行的“股票抵押贷款计划”），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被政府作为换取私人银行“贷款”的抵押，实际上以低价出卖。
- 轰轰烈烈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只有一个产物，那就是权贵资产阶级。这个结果未必是盖达尔和丘拜斯所希望的，更与叶利钦所鼓吹的那个“美利坚合众国”式的资本主义挨不上。……私有化运动的真正编剧和导演既非盖达尔，亦非丘拜斯，而是经济领域的各级领导人，他们按照自己熟悉的路数行事，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情，最后的产物是“东西方”特色结合的资本主义。
- 人们多少有些怜悯地看到，俄国人的思辨水准，仍然没有超过19世纪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西方派认为，俄国必须脱离特殊性，从西方经验中寻求出路；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应该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不同于西欧发展的道路。当年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就没有争论出名堂，而在叶利钦时代的操盘手把两派生硬地嫁接了起来。显然，权贵资本主义的种子是市场经济，但这种市场经济植根于俄国的土壤中，而这片土壤中有太多的专制、强权的养分，而且习惯于依靠行政命令行事，以至于生长出一朵狰狞的花。
- 俄国为什么总也跳不出“东西方”的怪圈？有必要从社会结构上找原因。西欧也产生过激进的革命，但始终存在与之抗衡的保守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就像塞在革命者和统治者之间的软绵绵的大枕头，不管多么激烈的革命或过激言论，经过这个“大枕头”的缓冲，可以得到修正。而这种保守自由主义在俄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为什么？因为俄国没有市民社会。
- 市民社会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中世纪末，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通常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有纳税义务的人构成的等级。与那些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人构成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具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负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没有任何权利。资产阶级在第三等级中经济上最富有，政治上最成熟，居于领导地位。
- 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脱国家脱政治领域”的。通常说来市民社会是指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
- 俄国是资本主义教程的肄业生，社会构成有重大缺损，在沙俄时代，只有皇室包括贵族在内的统治集团、农奴、工人、浮萍般的知识分子，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市民阶层力量非常薄弱。十月革命后，在内战初期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企图绕过商品经济，排除了产生市民社会的可能。斯大林执政时，宣称搞“无阶级社会”，从而铲除了培育市民社会的最后土壤。
- 在没有市民社会缓冲和修正的情况下，党的意志决定革命和建设，行政命令就是法律，说话办事都是横着出来的，只要一露脸，都是“原创”，都是“原生态”，甚至是原始本能的反映，所以会出现在别的国家无法想象的杀戮。与此同时，在具有法律色彩的行政命令驱动下，也有别的国家望尘莫及的高速发展。
- 市民社会是衡量国家是否成熟的标准。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其标志并不完全是生产水平高，也包括市民社会的种种指标。“脱国家脱政治”的一大坨成为国家稳定的底座，大部分知识分子实际上依附于市民社会，代表着市民社会的情绪，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声音综合着资产阶级和基层劳动者的利益，纠正着统治集团的行政偏差。这倒不是谁在迁就谁，市民社会本身就是在各社会集团利益的平衡点上生存的，而这种平衡点也最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 俗话说，总得靠上一头。由于没有市民社会的中和作用，“东西方”文化形态在俄国漫无边际的成长。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联邦在摆脱了最正统的社会主义之后几年之内，又坠入了最不正统的资本主义，哪头也没有靠上，什么都不是。商品经济的土壤，施以宪政的肥料，才能培育和生长出市民社会。当前的俄罗斯并没有被什么“最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而是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天下。
- 就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普京说：“我们必须冷静并负责任地发展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民主还年轻，我们需要一个不仅能够有效服务于我们今天，还能服务于我们子孙的政治体制。”
- 至今，寡头资产阶级业已成为俄罗斯经济活动中难以撼动的大块头，相比之下，俄国市民社会的成分并不大，能量很弱，发出的声音则更为微弱。俄国无休止地在东西方间呻吟的大局面形成之后，至今也没有产生能够纠偏的社会基础。这么一来，纵然有果决、睿智并且充分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领导人，而在有重大缺失的社会架构中，恐怕难以有太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