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奇生 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原文摘录：
- 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
-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她得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
-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受贬评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稳定。据亨廷顿的研究，在“二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
- 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
- 胡汉民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指使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奉献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处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
-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随即发表公函，声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即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 ……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主要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而非引进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
- 1924年8月，孙中山系统讲演民生主义，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他批评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故此，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请鲍罗廷当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切切实实地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
- 与俄共党章相比，国民党党章略有增损之处，……，引言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程如左。”增列这一引言主要是为了彰显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其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
- 这种基层细胞的特点，一是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二是在于它赋予的每个党员个体的平等性，三是在于它强化党员群体的凝聚性。
- 改组重点放在基层，可以说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中心所在。……，俄共模式对国民党影响最为显著的另一方面，是“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模范。
- 孙中山提出在革命成功后，要“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他对自己的主义充满自信。他说：“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
- 显然，孙中山联俄后，更增强和坚定了对“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一党独掌政权的信念。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开表示，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
- 俄共强调党的主义定于一尊，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及其对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阐扬，也间接影响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党义”和“总理遗教”的神圣化、教条化。三民主义被日后国民党人看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进一步强化其“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形成一党独尊的政治文化。
- “一大”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确实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群众工作。……。只是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在中共党员的协力下，国民党动员民众的能力大大加强。
- 李剑农：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 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 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 （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里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新生焦虑。……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
- 《知识阶级与革命》（1926，《国闻周报》）：试问此每年递增之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而不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同……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之失业青年，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所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机所迫。
- 不过，这个时期中共对知识青年的吸纳，比较慎重，认为知识分子具有“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性，因而也“比较含有危险性”；“行动浪漫”；“很难以纪律相绳”。故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 （中下层党员）他们入所受训，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热忱，更油谋生求职的个人动机。……“依着总理遗嘱，含辛茹苦，继续冲上革命战士去努力吗？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养活臭皮囊的经费？”
- 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内蕴精髓，衍为新瓶装旧酒。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对比。
- 蒋介石：“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作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
- 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
- 共产党虽是一个小党、幼党，确实国民党自兴中会以来30余年间所遭遇到的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可以说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这种“同源性”和“同构性”同时也蕴含着矛盾和对抗。
- 陈独秀（向导，1924）：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
- 中共中央《我们今后怎样工作》（1926年4月）：“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是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此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显然自我感觉良好。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
-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主题思想模糊的情况下，面对中共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 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
- 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失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
- （国民党）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内蕴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
- 北伐时期，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在这一理念宣导下，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公开争夺党的“正统”，二是将派系斗争隐蔽化。
- 改组派原本高呼打倒军阀，而扩大会议却与军阀合作；改组派本是党内左派，与右翼的西山派不共戴天，而扩大会议却与西山派妥协携手。……从某种意义而言，扩大会议的召开，象征着国民党左派的结束。
- 胡汉民固执地认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蒋介石个人。“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防火将祠堂烧毁”。
-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
- 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带急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当做“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
- 清党运动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
-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的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做共产党惨遭杀害。……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 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动员民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更在于它将开创一个迥异于传统政治的新局面，因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能量。因此，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最大受益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政党。同样，疏离和忽视民众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政党本身。
- 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未必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是一个高度自私自利的群体。……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
- 如八小时工作制是第一次国际劳工大会所确定的劳动时间标准。其时，国际劳工大会鉴于中国工业落后，曾议决八小时公约暂不适用于中国、波斯等国家。
- 伍仲衡：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厂及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团体联名发表宣言电报，遍登沪上各报，言论荒谬，妄引约法，毕露其狰狞可怕之面目，对于本会尤存威胁要挟之意。……该团体助桀为虐，形成资方结合一致向工人加紧压迫之趋势。
- （三友社劳资冲突）在调停过程中，杜月笙实际所赖以使劳资双方慑服的权威，与其说是来自国家体制内的官职身份，不如说主要仰赖他个人在体制外所积累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当国家权威无法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借助体制外非正式权力的介入才将纠纷了结。
- 在国民党没有公开放弃“总理遗教”这一面旗帜以前，他们的这一诉求（扶助农工）显然置国民党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更令国民党难堪的是，当劳方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诉求的同时，资方亦搬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职责国民党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违背约法，偏袒工人，歧视资本家，使高唱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国民党处于腹背受敌、两不讨好的境地。
- 萨孟武（1932）：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得到他们两者的拥护。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究必为他们所厌弃。
- 张厉生：“为开放政权之说者，实未加深思，本党既未从民众手里夺取政权……本党之政权乃从满清及北洋军阀手里取得，换言之，则人民已失去政权，本党从而收回之。”张氏之言充分展示了国民党人的“党天下”的意识。将政权与“人民”分离，不仅其他政党不能与国民党分享政治资源，连人民亦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 中政会的所有决议案均交国民政府直接执行，故中政会又有“太上政府”之称。另一方面，中政会在法理上仍为国民党中执会的隶属机关。训政初期，国民党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化的党治输入管道，在法理上实现对国家政治的全面垄断和绝对控制的。
- 除中政会外，国民党还有一条非制度化的党治输入管道，即通过党的中央领导人兼任政军要职来控制政府和军队。这一点也与苏俄体制相似。
- 党国要人不热心党事，中央纪念周流于形式，报告互相推诿，乃至形成“拉夫”局面，说明“党事”相对于军政而言，日益无足轻重。
- 王子壮：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作法，入党这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者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者虚应故事，益党内派别林立……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以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
- 按照国民党党章，中央委员理应是党的最高权力精英。然而赖琏所描述的，却是一个徒有虚名的闲职。当艺人身兼党政军数职时，难以辨明各自的权势凭借。一旦党政军角色剥离开来，便发现在法理上高于一切的党职，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原来党权并非真正的高于一切，而是翼附于政权和军权之上。
- 形式上，国民党的党政双轨从中央一直铺设到县以下基层社会，如省有省党部和省政府，县有县党部和县政府……似乎层层节制，党权和党治发挥到了极致。但实际上，大多数地方政权的主控者不是党人，而是军人。
- 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蒋认为，无论古今中外，要组织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
- 人民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正是党权衰微，军权膨胀的写照。自晚清以来，军人集团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 国民党在结构形式上仿拟苏俄一党专政，而其内涵则融入了蒋介石的军治理念，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相结合的体制。……一党专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最显明的特征，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势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主要不是松弛涣散的各级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
- 中国国民党推行的党政双轨制，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亦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治向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可谓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
- 国民党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从体制上奠立了党政之间相互颉颃与冲突的基础。
- 由于党政职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位差，导致人才由党界向政界流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正是战前地方党政关系的生动写照。
- 事实上，一党独裁亦有强弱之分。独裁政党须具备独裁的主客观条件。有的独裁政党具有高效严密的组织系统，并能将其组织触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一个全能主义的具有高度独占性和封闭性的政治秩序；也有的独裁政党主客观条件不够充分，最终只能建立一个相对弱势的党治秩序。
- 党员对党的向心力，一般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信仰，一是对个人现实利益的考量。
- 刘健群：中华民国的民众，可说是驯服极了的民众，他们没有意外的希望，过分的要求。果然本党确能给予一点实际的利益，他们无有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无如本党始终不去过问他们，又让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躏他们，而不能制止，民众自求无策，呼吁无门，安得不怀怨本党？
- CC系下属的“干社”：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从事三民主义文化建设。
- 在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力行社和CC系是最具组织能量和群众基础的两大派系，而相互之间的倾轧也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相持最久，相争最烈的一对、……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既是支撑蒋介石个人成功的重要基石，又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
- 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呈现出战前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 朱家骅对党棍的定义：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借党争权利。
- 这使我们有必要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和不得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 三青团自始至终不受国民党党机器的直接统辖。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对三青团的组织、人事、经费等始终无干涉和过问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
- 蒋介石的治党之术，侧重权谋，惯于从二元颉颃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无论战前力行社和CC系的较量，还是战时的党团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
- 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在战地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各级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 蒋的理想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 不加甄别地强制所有公务员入党，等于全体不入党。党员在政府机关公务员中起不到政治核心的作用。
- 列宁主义政党和西方议会政党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意识形态认同，后者只要求政见认同……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党员征求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认真考察，并用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其是否合格。
- 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所做检讨报告概括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
- 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掌政权后，必然有大批追逐名利者混进党内，同时原本纯洁的党员也容易受到权力金钱的侵蚀而腐化。鉴此，一个富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政党，一般都要定期清理门户。
- 抗战中后期，当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国民党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在蒋看来，国民党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不堪救治。
- 唐纵：本党在此次会议（六大）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查其原因，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的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 CC系与政学系的冲突除了争夺政治资源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红”与“专”的矛盾，即“意识形态派”与“务实派”的斗争。
- （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蒋声称：“改革方案并不难，可是一定要顾虑到革命的环境、本党的人才和我们的民族性”。
- 陈健夫：今天党的病症已经相当深刻，非大刀阔斧，不能挽救。我认定革新即革命，假定我们国民党同志，今天不起来革命，将来就只有坐待人家来革我们的命。
- 贺岳僧：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最好统治，他们最没有成见，他们的欲望也非常低，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连老百姓最起码的生存欲望都未能满足，相反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
- 国民党内流传的顺口溜：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
- 20年来，国民党从中央至各省市的领导人早已变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自古以来，凡是特殊阶级没有不腐化的。他们应该对国民党的腐败负责，他们应该告退以明责任。
- 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
- 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
- 从1924年其，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
- 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是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
-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 国民党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