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琴琴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ISBN：978-7-5227-0730-3
内容摘要：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估是全面理解和完整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本书构建了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综合评估及影响机制的概念框架，以陕西省米脂县为案例地，按照“供给时空演变—需求评估及空间制图—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供需相互作用机制—文化服务供需可持续管理”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本书从空间和社会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评估进行探索，以空间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作为切入点，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地理格局与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本书对于加深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系统管理决策中，能为案例地、生态脆弱区乡村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原文摘录：
- 本书构建文化服务供需综合评估及影响机制的概念框架并将其应用到生态脆弱区的研究中……按照“供给时空演变——需求评估及空间制图——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供需相互作用机理——文化服务供需可持续管理”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
- 首先，采用生物物理指标法评估文化服务供给；其次，采用问卷调查和地图式参与法评估文化服务需求；第三，采用基尼系数、供需系数、统计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文化服务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关系；第四，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文化服务供需的相互作用机理；最后，提出米脂县文化服务可持续管理的对策建议。
- 构建美学、教育、地方感、社会关系、文化遗产和消遣娱乐６类文化服务供给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模型对米脂县394个村庄的6类文化服务供给进行计算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
-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体尺度揭示社会经济属性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发现，社会经济属性中家庭结构和人均耕地面积两个变量对文化服务需求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学历、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年收入对特定类型文化服务的需求有显著影响。
- 20世纪末，人们认识到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强烈的人类活动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威胁，并危及人类福祉（Vallés-Planellsetal, 2014）。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则可称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里程碑（马琳等，2017）。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全面评估已成为“未来地球（Future Earth）”“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科学服务政府间平台（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生态系统服务国际组织（Ecosystem Services Partnership）的科学目标之一，引起了科学界、环境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 MA（2005）继承Daily（1997）和Costanza（1997）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并将这些收益分为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四类。
- 文化服务对人类的安全保障有重要作用，侧如，生态系统的重要宗教礼仪或精神特性的丧失，将会削弱区域内的社会关系，进而可以依次对物质福祉、健康状况、自由与选择、安全，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MA，2005）。另外，文化服务是人们直接体验和欣赏的，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成为人们参与自然资本保护的强烈动机之一（Fish et al.，2016；Hanacek et al.，2018），是传达保护生态系统重要性的最有用工具之一（Hirons et al.，2016）。
- 文化服务又是在社会经济因素中最不易进行调节的服务，这意味着一旦退化，很难用技术、社会经济和其他手段替代（Herández-Morcilloetal.，2013）。最近一项全球尺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供给和调节服务的依赖会减少，对文化服务的需求会逐渐增加（Plieningeretal.，2013a）因此，对文化服务的动态认识和研究对于评估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至关重要。
- MA将文化服务定义为“人们通过精神满足、认知发展、思考、娱乐和美学体验(包括知识系统、社会关系和美学价值)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利益”，文化服务一词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杂项”类别，所有与非物质利益相关的矛盾和不确定性都被包含在内，如非物质的、精神的、经验的（Propper、Haupts，2014）。这些没有明显物质利益的服务与人类对世界的情感认知密切相关，其评估存在挑战，如果要将文化服务的系统评估纳入决策制定，就必须重新审视文化服务的概念（Small et al.，2017）。
-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不断完善，学术界从地位和趋势的描述逐渐开始关注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即连接生物物理世界和人类福祉的过程模型，如典型的级联模型（Ecosystem service cascades）（Haines-Young、Potschin，2010)及其延伸的EPPS（Ecosystem properties, Ecosystem potentials, Ecosystem services）框架（Bastian et al., 2012; Bastian et al., 2013）都强调了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很少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维度（Geijzendorffer et al.，2015），但由于文化服务的无形性和主观性，与个人和当地的价值体系密切联系（Wicock et al.，2017），很难在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之间建立联系，从而难以融入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框架。
- 关于文化服务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生态旅游和休闲娱乐等可用于货币估算的市场服务（Hermández-Morcilloet al.，2013），但是，如Chan et al.（2012）所认为的，非物质价值不适合用货币评估方法来描述，一些类型的文化服务，如精神和宗教服务，不符合经济学假设，不能被货币方式表达（Christie et al. 2012；Locetal.，2018），仅仅基于文化服务的货币评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被忽略了（Hanacek et al.，2018）。
- 文化服务作为连接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重要桥梁，涉及生态系统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文化服务的评估必须同时考虑生态系统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和人类对这些服务的需求（Zhao et al.，2019）。从供需视角对文化服务进行综合评估，对加深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以及确保文化服务的可持续供给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至关重要。另外，文化服务供给在空间上直接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需求受个体或群体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其供需具有很强的空间分异特征（武爱彬等，2018）。
- 文化服务是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最早出现是Daily（1997）对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的研究中包含的信息服务，之后又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娱乐和文化服务”（Costanza et al.，1997）、“社会文化满足”（Boyd、Banzhaf，2007)、“生活充实功能”（Kumar，2010）、“文化和康乐服务”（Chan et al.，2012）等。……Costanza（1997）等将文化服务定义为价值，MA（2005）将文化服务定义为利益。而Chan等（2012）认为应该将这些概念区分开来，服务是利益的产物，利益可能以活动的形式出现，这些利益又对人产生价值，因此，从人类-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角度定义文化服务就极为必要。
- “环境背景”强调以地点（place）、位置（locality）和景观（landscape）为基础的文化服务视角，尽管这些术语的含义有所差别，但本质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背景理解文化服务，这一概念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Fish et al., 2016; Bryce et al., 2016）。
- 参考Baro等（2016）的研究，本书将文化服务供给定义为基于生物物理特征、社会条件和生态功能的生态系统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在概念中同时考虑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特征和社会特性，但不考虑人类是否使用这些服务。例如文化服务中生态旅游服务供给的评估既要考虑一个地区可能的生态旅游潜力又要考虑特定基础设施如交通、酒店、餐馆等，但不考虑人类是否使用（Geijzendorffer et al., 2015）。【潜在供给】
-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已有文献主要从消费、偏好、支付意愿和期望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从消费的角度，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某一特定时间内特定地区当前消费或使用的所有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总和（Burkhard et al.，2012）。从偏好的角度指个体和社会对服务特定属性偏好的表达（Schröter et al.，2014）。从期望的角度指社会要求和期望的服务量（Villamagna et al.,2013；Baró et al.，2016）。从支付意愿的角度指利益相关者在实际分配稀缺资源（如金钱或旅行时间）方面对需求的表达（Ceijzendorffer et al., 2015)。
- 文化服务评估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研究，往往涉及多项服务类别的指标取舍问题，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文化服务分类体系是文化服务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目前，世界范围内使用的4种主要文化服务分类为：
- Costanza等（1997）估算了全球17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其中包含了娱乐和文化两类文化服务，娱乐指生态旅游、钓鱼和户外娱乐活动，文化指美学、艺术、教育、精神和生态系统的科学价值。
- MA（2005）中的文化服务包括，文化多样性、精神与宗教价值、知识系统、教育价值、灵感、美学价值、社会关系、地方感、文化遗产价值、消遣娱乐和生态旅游。
- TEEB（The Economic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project）（2010）将文化服务分为娱乐与生态旅游、美学信息、文化、艺术、设计灵感、精神体验、认知发展信息5类。
- CICES（Comm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Ecosystem Services）（2018）将文化服务分为4类，与自然环境中非生物组成部分的物理和经验的相互作用、与自然环境中非生物组成部分的精神和象征互动、与自然环境中非生物组成部分的智力和代表性互动、具有非使用价值的其他非生物特性。
- 目前MA（2005）的分类体系应用最为广泛且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参考，本书采用该分类体系中的文化服务分类。
- 文化服务供给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价值量核算、土地利用矩阵法和生物物理指标评估法。【先对已有的评估方法做综述】
- 为了增强不同研究区之间的可比性，在考虑生态系统属性及异质性的基础上为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量化和空间显示提供更有用的工具，Burkhard等（2009）在2009年首次提出将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联系起来的土地利用矩阵法，该方法自提出以来已经成功运用于国内外多个案例地。
- 为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文化服务供给的评估方法不断成熟。生物物理指标法以生态系统过程及其功能为基础，以客观的量化数据为前提，能够客观反映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并提供空间明确的细节，为生态系统管理和决策提供直观有效的信息，成为目前文化服务供给评估的新趋势（石忆邵、史东辉，2018；He et al.，2019）。
- 有学者强调，当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益时，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才能转化为生态系统服务。Costanza（2008）将文化服务定义为用户移动相关服务，通常需要在服务受益单元和服务供给单元之间建立空间联系。可达性决定了从服务受益区转移到服务供给区的机会，是空间联系的关键方面。因此，可达性也是衡量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指标（Wei et al.，2017）。
- 从供给能力和可达性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是对一个区域文化服务供给综合水平的评估，不能兼顾到不同类型文化服务的供给状态和变化。
- 由于不同文化服务类别之间的界限不明确，往往会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出现，如娱乐服务常常与其他服务联系在一起，分别计算多和类型的文化服务面临很大的挑战（Cheng et al.，2019）。……整体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不同类型文化服务供给评估制定足够的指标（Szücs et al.，2015；Zhao et al.，2019），从区域到全球不同尺度的文化服务的美学、休闲娱乐和生态旅游服务的供给评估指标已经成熟，而地方感、精神宗教、教育、社会关系等多种类型文化服务的供给评估成为难点。
- 土地利用和管理决策也受到人类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文化服务需求是通过人们对某项服务的直接消费、使用或偏好、期望来评估的。文化服务需求的评估方法可以分为货币评估法和非货币评估法两大类，每一类又可以区分为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Cheng et al, 2019）。
- 货币评估法的陈述偏好法是通过建立一个假设的市场，要求受访者回答他们愿意为改善或保护某些服务而愿意支付或赔偿的费用，包括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和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CE）。
- 非货币评估法的陈述偏好法是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通过分析人们对文化服务的社会动机、认知和相关价值来判断文化服务的社会重要性（Ciftcioglu，2017），包括焦点小组讨论法（Focus group discussions)、叙事法（Narrative method）和问卷调查法（Questionnaire method)。
- 为了将文化服务评估纳入决策，由于能够为生态系统管理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可视化信息，文化服务需求的空间制图在科学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Wolff et al.，2015）。目前已有文献主要通过专家打分法、生物物理指标法、基于社交媒体数据和大数据的方法、地图式参与法来实现文化服务需求的空间制图。
- 文化服务供需匹配指文化服务供需在数量或质量上的差异（Geijzendorffer et al.，2015)。文化服务的权衡指某些类型文化服务受到其他类型文化服务消费的增加而减少的情况，协同指两种及多种类型的文化服务同时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彭建等，2017）。文化服务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研究是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前提，有助于改善人类福祉。【思路参考：怎么评价供给，怎么评价需求，怎么进行匹配评价，怎么进行权衡协同】
- 生态系统服务是由于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强调特定类型服务的偏好选择而削弱其他类型服务供给产生的结果。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们倾向于对经济效益的强烈追求，忽视了生态和社会效益，供给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已经降低了调节和文化服务的供给（彭建等，2017）。
- 在文化服务供需的复杂网络中，人类对文化服务需求受到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同时受人类偏好影响的人类活动也能够通过土地利用和景观的改变等方式影响文化服务的供给。因此，只有从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共同出发，研究文化服务供需的影响因素，才能揭示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链式原因和反馈关系，最终为区域文化服务的可持续供给和满足人类需求提供参考。
-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四大支柱之一，文化服务的研究经历了注重概念、地位和趋势的描述到侧重于理解生态系统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再到关注如何纳入管理决策的转变。
- 文化服务供需综合评估是从空间和社会的视角探讨文化服务的地理格局与作用机制，在拓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为地理学的核心命题–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践领域。文化服务相关的概念内涵、评估方法、影响因素分析等研究为其供需综合评估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借鉴，但总体看来，文化服务供需综合评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面临诸多挑战。
- 面临的gap主要包括：
- 多种类型文化服务供给评估尚未形成通用的指标体系。已有研究中，美学、休闲娱乐和生态旅游服务的供给评估指标已经成熟，从供给能力和可达性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区域文化服务供给综合水平的评估也有了相应的案例研究，而地方感、精神宗教、教育、社会关系等其余类型文化服务受概念理解的复杂性、可获取数据的依赖性等限制因素，尚未形成科学化、系统性和高质量的指标体系。
- 多种类型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和权衡协同研究较为缺乏由于多种类型文化服务供需量化的复杂性，其供需匹配和权衡协同的研究面临挑战，已有研究对多种类型文化服务供需进行明确空间比较的研究还比较少见。由于非货币评估方法的流行，需求侧多种类型文化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而由于评估指标缺乏供给侧多种类型文化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研究还比较缺乏。另外，已有研究尚未关注到权衡协同的空间异质性和动态变化性，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揭示文化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权衡协同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 文化服务供需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有待拓展。已有研究分别分析人口学统计学变量和环境变量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或者将两个维度的变量纳入同一框架研究他们对文化服务需求影响的差异对阐明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在文化服务供需的复杂网络中，不仅仅是文化服务需求会受到社会个体经济特征和服务供给的影响，服务供给也会通过社会偏好引起的生态系统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只有寻找合适的方法从文化服务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共同出发，研究文化服务的供需相互作用关系才能揭示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和动态的联系，最终为区域文化服务的可持续供给和满足人类需求提供参考。
- 文化服务的概念将社会和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实际上强调处理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该框架没有考虑到社会生态系统的外部因素如人口、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对文化服务产生的影响，因而削弱了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
- 本书从生物物理维度评估文化服务的供给，从社会偏好角度评估文化服务的需求，关注文化服务供需的空间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能为决策者提供明确的空间信息，有助于确定优先保护的区域和需要改善的区域，实现文化服务供给的利益最大化，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提高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服务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文化服务供给的生物物理维度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以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文化服务需求对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旨在关注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循环反馈和非线性关系。
- 相关概念界定：
- 文化服务供给：将文化服务置于地理环境背景，允许在物质过程和实体的背景下探讨人们从自然中获得的利益的关系价值，即从物质层面理解文化服务，避免陷入文化服务无法用指标方法衡量的说法。本书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文化服务具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维度，且文化服务供给关注其物质维度。在文化服务供给评估中同时考虑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特征和社会特性，但不考虑人类是否使用这些服务，即本书评估的文化服务供给指的是潜在供给。
- 文化服务需求：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们的偏好（Daily, 1997）。社会偏好法是通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感知来证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重要性的一种直接的咨询方法（Ciftcioglu, 2017），也是一种了解被调查者认为哪些服务是最重要的有效方法（Castro et al., 2011）。在本书中，我们从偏好的角度理解文化服务需求，并将偏好定义为研究区域的受访者对文化服务重要性感知使用问卷调查工具来收集重要性感知数据（Shi et al., 2020b)。
- 文化服务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社会经济发展和快速城镇化等因素促使乡村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进而对区域文化服务供需平衡产生影响。研究文化服务供需状况及数量和空间匹配是进行生态系统管理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工作。与供给、调节生态系统服务不同，文化服务的供需评估是多学科和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结果，其供需双方量纲不一致，难以进行供需绝对数量上的测算。因此本书中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指的是文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数量和空间上的相对均衡状态。在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不同类型文化服务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权衡或互相增益的协同关系。本书从权衡关系和空间权衡两个方面共同关注文化服务供需两侧的权衡协同关系。
- 包含以下4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评估。首先，根据位于生态脆弱区的陕北米脂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状况，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确定所研究的文化服务类型，包括美学、地方感、教育、社会关系、文化遗产、消遣娱乐。其次，从供给能力和可达性两个维度构建6类文化服务供给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各类服务的供给指数，定量评价米脂县村庄尺度各类文化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异和时间演变。最后，采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制约米脂县文化服务供给的障碍因素。
-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需求评估。文化服务需求的评估包含基于社会偏好的评估和基于地图式参与的需求空间制图的评估，以及文化服务需求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在界定文化服务概念的基础上，分别根据问卷调查和地图式参与法获取基于社会偏好的文化服务需求及其空间制图的数据。其次通过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基于社会偏好的文化服务需求，通过Maxent模型实现文化服务需求的空间制图。最后，分析土地利用类型、海拔、坡度和坡向四个环境变量对文化服务需求空间分布的影响。
-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匹配及权衡协同研究。在6种文化服务供需量化的基础上，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和供需系数分析各类文化服务的整体匹配状态及局部的空间匹配状态。其次，分别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力法分析供需两侧各类文化服务之间在数值上和空间上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需相互作用机理分析。文化服务供给是文化服务需求实现的前提，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文化服务需求会通过改变生态系统服务而影响文化服务的供给，进而再次影响到文化服务需求，因此，文化服务供需之间存在复杂的循环互馈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本书从文化服务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出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 在文化服务需求评估遴选服务类型的过程中，参考MA（2005）对文化服务的分类，选择了美学、教育、地方感、社会关系、文化遗产、精神宗教、消遣娱乐７类文化服务制作米脂县文化服务重要性感知的问卷。有学者指出，文化服务除了这些积极服务以外还应包括消极服务，即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视为对生态系统服务有威胁的服务（Manzo，2005）。
- 参考Plieninger等（2013b）和彭婉等（2019）的研究，在地图式参与中除了7类积极服务以外，选择了不安全和不清洁两个消极服务。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由于当地政府提倡崇尚科学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当问及精神宗教的重要性时，当地居民均认为不重视精神宗教。在地图式参与过程中，当地居民标注的不安全的地点均为山体滑坡，而滑坡地点均在距离居住区较远的山区不直接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根据当地居民长期的经验知识，对发生地点比较熟悉，能规避风险。对不清洁地点的标注均为养殖场，如养鸡、养羊、养猪、养驴场等对空气的影响，这些养殖场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也建立在距离居住区较远的山区，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因此，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并考虑供给评估中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量化的文化服务类型，最后保留美学、教育、地方感、社会关系、文化遗产、消遣娱乐６类文化服务进行供需评估。
- 文化服务是人类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已经得到公认。文化服务供给是文化服务的来源和文化服务研究的基础（He et al., 2019)，提高文化服务供给可以为人类和地区提供多种资源和逃项，人们可以用其作为应对自然灾害或社会巨变的安全保障（MA, 2005）。
-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科学性原则。构建文化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文化服务供给概念内涵和了解研究区文化服务供给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遵循文化服务供需相关理论来选择指标，客观反映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在本质并有效体现评价目标，最终科学测度文化服务供给特征，客观和真实地反映文化服务供给的实际状态。
- 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可靠性、是否容易量化等因素，保证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同时要考虑数据在不同区域和时期的可比性，提高研究的普适性。
- 动态性原则。文化服务供给随着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具有动态性特征，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尺度才能更好地反映，因此，指标的选取应考虑其在时间序列下有动态变化，能较好地度量文化服务供给的动态演化特征。
- 地方性原则。不同的研究区实际特点不同，文化服务供给的景观类型和社会环境背景不同，文化服务供给指标体系应针对研究区的特点进行甄选，即指标体系的构成必须紧紧围绕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区的实际特点展开，使最终的评价结果能准确反映研究区的文化服务供给潜力。
- 尽管生态系统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取决于人们偏好相关的生态系统特征，本书认同Baro等（2016）和Paracchini等（2014）的观点，假设所有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半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都是文化服务的潜在提供者。值得注意的是，很难将生态系统的某一元素或者功能指定给某一类文化服务，例如，林草地可以提供美学服务，也可以提供休闲娱乐服务，因此，分别计算各类文化服务十分困难。为避免重复计算，在进行子类文化服务评估之前，需要向每个“操作单元”即不同的景观类型分配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和效益。例如，当林草地被定义为测度美学服务的指标时，就不能够再列为消遣娱乐服务的计算中(Hernández-Morcillo et al.，2017)。
- 各子类文化服务的概念及指标选取的说明如下：
- 美学。美学服务即生态系统对人类视觉感知的愉悦程度，自然程度和景观质量是影响美学的重要因素（Booth et al.，2017）。自然程度是人们对更自然地区偏好的代表，自然度较高的地区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采用植被覆盖度和人类活动强度两个指标来表征（Paracchini et al.，2014）。
- 教育。教育服务指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和过程可以为社会提供开展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基础（MA, 2005）。根据米脂县的实际情况，我们将米脂县生态系统提供的教育服务分为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生态保护教育三类。
- 地方感。地方感指地方自身固有的特性和人们对地方的依附感，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两方面的内容（汪芳等，2009）。地方感内涵中对主观认知的研究关注较多，认为地方感是人们对特定地方的依恋和认同，指人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包含个体和群体与其居住区域之间的情感纽带（蔡晓梅等，2012）。这一概念基于心理学更多地探讨人们与相对不熟悉的环境如迁入地、旅游地之间的主观持有的价值观和认知（张骁鸣、翁佳茗，2019）。
- 社会关系。生态系统可以对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多种社会关系产生影响（MA，2005）……基于以上分析，本书采用居民点分离度、居民点到最近乡镇的距离和居民点到县城的距离三个指标表征米脂县的社会关系供给潜力，其中，居民点分离度越小可能会使得邻里之间的互助性越强，内生型社会关系就越紧密，而居民点到最近乡镇的距离和居民点到县城的距离越小，受城镇化、便捷化的影响程度就越大，外缘型社会关系也就越强。
-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服务指社会对维护历史上的重要景观（“人文景观”）或者具有显著文化价值的物种赋予很高的价值（MA, 2005）。文化遗产从过去的几代人那里继承下来，保存到现在提供了跨代共享的体验。在最初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主要指物质方面的文化遗产，后来扩展到包括神话、传说、知识和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服务供给评估中，将文化遗产与特定的生态系统特征联系起来，主要关注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遗产。人文景观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价值的载体（Daniel et al., 2012）。
- 消遣娱乐。消遣娱乐指人们对空闲时间去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通常是根据特定区域的自然景观或者半自然景观的特征做出的选择（MA, 2005）。所有的景观都是潜在的消遣娱乐服务的提供者（Zhao et al., 2020），而可达性已经被证明是解释消遣娱乐服务使用的一个关键变量（Baro et al., 2016），用以表征景观的可使用性和人类对景观的参与程度（江琳芳，2018），为消遣娱乐服务供给潜力的发挥提供了机会。林草地、水域、农田等乡村景观和风景名胜可以提供消遣娱乐服务已经得到诸多研究的证实（Muhamad et al., 2014; Paracchini et al., 2014; He et al., 2019; Zoderer et al., 2019），参考Church等（2014）的研究，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本书认为耕地林地、草地、风景名胜、水域和文化广场都可以提供消遣娱乐服务并采用这些景观的面积、面积占比和可达性来表征消遣娱乐服务供给潜力。需要说明的是，林草地和耕地面积占比、文化广场面积已经分别被用来表征美学服务、地方感服务和教育服务的供给，为避免重复计算，就不再列为消遣娱乐服务供给的指标体系之内。
- 问卷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被调查者的基本概况：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来源、居住状况、家庭人口和健康状况（生理和心理健康）。（2）被调查者对文化服务的重要性感知采用6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测量方法（咦非常不重要；②不重要；③一般重要；④重要；⑤非常重要），由受访者对不同类型文化服务的重要性感知进行打分。（3）研究区典型景观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性：受访者对提供每一类文化服务的典型景观进行选择，每一类文化服务对应的典型景观被选择的总次数代表该类景观提供该类文化服务的重要性。
- 参考Plieninger等(2013b)和Beichler(2015)的参与式制图方法，对选出的34个行政村进行空间参与式制图，每个行政村打印一幅A0大小(约120厘米x90厘米)的地形图。首先，选择各行政村对村庄环境十分熟悉并认识地图的受访者，向他们介绍各类文化服务的概念后，要求受访者使用彩色笔在地图上标注美学、教育、地方感、社会关系、文化遗产和消遣娱乐重要的地方。其次，为方便后续分析，通过设问的方式记录受访者标注的地物类型，权属及历史变化原因。地图标注方式和记录内容如图4-1所示。
- 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可以归纳为一个概念性结构，指在一定的生态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及文化背景下，作为生态系统的客体如何提供文化服务，以及作为主体的个人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差异。综合国内外研究，就个体尺度而言，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会对其文化服务需求产生影响。就区域尺度而言，区域社会经济属性对文化服务的供给具有约束作用，社会经济属性一方面直接影响居民的文化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服务供给对文化服务需求产生间接影响。另外，就文化服务供给而言，所有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半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都认为是文化服务的潜在提供者(Baró et al.，2016; Paracchini et al.，2014)，这些生态系统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用来衡量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文化服务作为用户移动相关服务，通常需要在服务受益单元和服务供给单元之间建立空间联系(Costanza，2008)，可达性决定了从服务受益区转移到服务供给区的机会，是空间联系的关键方面也是衡量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方面(Wei et al.，2017)。因此，文化服务供给由供给能力和可达性两个维度构成，供给能力是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前提，可达性使文化服务供给的实现成为可能。
- 总体来说，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是基本条件。土地利用是文化服务供给的空间载体，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类型、面积和空间分布（魏慧等，2017），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的文化服务的类型和数量有所差异，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变化直接影响区域生态系统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和人类的需求，进而间接影响着区域的文化服务供需关系。
- 可达性是关键的空间连接变量。可达性决定了文化服务从供给区到需求区的机会，被用来有效地揭示人们有没有充分的机会到达供给的地方。从居住区到供给区的距离、道路网络都是表征可达性的重要变量。
- 社会经济属性是重要的驱动力。驱动力是直接或间接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都是影响文化服务供需发生变化的重要驱动力（MA，2005）。
- 文化服务评估是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纳人决策制定的关键。为防范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突出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基于供需视角对文化服务进行综合评估，识别供需空间差异、供需匹配状况及权衡与协同情况，并认识和理解文化服务供需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加深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及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 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书中关于文化服务需求及文化服务供需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基于静态数据。基于长时间序列数据对文化服务需求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快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变化，增强决策制定的可靠性和前瞻性，减少时间滞后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文化服务供需的影响因素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影响因素可能不同，关注变化中的主导因素，有助于准确把握政策采取干预措施的内容。未来无论是在文化服务需求还是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时序变化都将是重点关注的内容。
- 本书对文化服务的供需综合评估作出了有益尝试，但生物物理指标方法基于生态系统过程及其功能测算文化服务的供给潜力，适合于多种尺度，而公众参与法是一种辅助统计手段，在小尺度上更具代表意义。因此，二者相结合对于展开大尺度文化服务的供需综合研究存在挑战。未来的研究中应充分发挥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创新方法解决多尺度的复杂社会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