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正泉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ISBN：978-7-5097-3547-3
内容摘要：
1991年苏联的解体震惊世界，对国际关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通过分析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及其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重要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路货色、“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原因、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
原文摘录：
- 苏共二十七大没有全盘否定原有体制，还肯定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新社会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阶段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已经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后来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做了准备。
- 从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的基础”，是“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民主化”是苏联“现有政治体制变革的纲领”。而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甚至提出苏联要实行“无条件的民主”。
-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前提，决不能允许打着“民主化”的旗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发扬民主不能不要集中，不能不讲法制和纪律。民主绝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绝对民主。但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考虑这些，他鼓吹的是无条件的“民主化”，而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从而走向邪路。
- 当时，戈尔巴乔夫言必称“公开性”。他强调，苏联要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后来，他甚至鼓吹“彻底的公开性”，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性”。针对过去政治生活过分封闭的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要求，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彻底的公开性”，许多国家实行的都是适度的公开性。即使在具有几百年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实行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许多事情也是保密的，过了一定期限才能公开。但戈尔巴乔夫根本不从实际出发，不顾一切后果，迫不及待地推行所谓“彻底的公开性”。
- 他把“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专门用来揭露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进而面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戈尔乔夫自己就在“公开性”的旗号下否定一切，起先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障碍机制”，把这个时期说得一无是处；进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和“行政命令制”，把它说成是“专横的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
- 戈尔巴乔夫片面强调“利益多元”，不讲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一致，而共产党完全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片面强调“意见多元”，而不讲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 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多元论”，可以说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和灵魂。把“多元论”引进政治领域，就必然导致多党制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把“多元论”引进意识形态领域，就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戈尔巴乔夫大讲特讲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但他所讲的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完全回避了人的阶级性。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空洞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只有具体的、划分为阶级的人。至于“人道主义”，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历史观和世界观，二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应该说，人道主义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革命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当时，人道主义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经常用人道主义和“人权”理念来施加压力，干涉他国内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共产党人也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 一是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文章说，原来以为，改革只是纠正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形成的制度，现在看来，“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内容范围和性质的看法完全变了。在他看来，改革已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对社会主义制度加以“根本改造”了。可见，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整个看法全变了。
-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长期以来，共产党人从来不把社会民主党看作真正搞社会主义的政党。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曾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分歧是深刻的，经验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同视之。”现在这篇文章却宣称，社会民主党也是社会主义政党。
- 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进程”，它包括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其中包括“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贡献，要给予“应有的评价”；苏联要努力利用他们“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
- 苏联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开、司法权的独立。这是戈尔巴乔夫第次正面肯定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实际上为苏联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打开了大门。
- 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建立这样的社会是改革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要使社会结构“人道主义化”。并宣布：苏联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成为苏联的奋斗目标。
- 必须“排除当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十分相似”，它们都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随后，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性和社会保障等许多特点在西方国家已经“司空见惯”。他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条件下仍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客观现实，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越来越接近，几乎走到一起了。这种观点，正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 他在1990年的新年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我们受益匪浅。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与一年前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公正的社会。”
- 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决议,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五个方面主要变化：
- 一是指导思想变了。过去讲，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现在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只提要“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同时强调要“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也就是说，苏共不再说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强调要“摆脱教条主义”，同时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社会思潮中汲取“思想成果”了。
- 二是奋斗目标变了。过去讲，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现在则说，苏共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这说明苏共已经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了。
- 三是阶级性质变了。过去讲，苏共“就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现在则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党，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苏共的阶级性质变了。
- 四是地位作用变了。过去讲，苏共是“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现在已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宣布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将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同样，过去讲苏共是苏联人民的“战斗先锋队”。现在则讲，苏共既是先锋党又是议会党。戈尔巴乔夫说：苏共将通过民主选举“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
- 五是组织原则变了。过去讲，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而现在只保“民主集中制”的一般提法，不再把它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而且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内容大都已被否定。例如虽然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但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捍卫自己的不同观点；虽然规定不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纲领进行联合”。
- 他认为，斯大林以来实行的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应当加以“摧毁”。在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种观点，其实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出发点。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改革走上了邪路。
- 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是改革的问题，而不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提苏联几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绩，只是片面地夸大各种弊病和失误，并加以全盘否定，声称要“根本改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搞垮了共产党，又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苏联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 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一枚俄罗斯勋章时说，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问心无愧”“短短几年所走过的路，使专制的过去永远成为了历史”。可见，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专制制度”，而且把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做自己的历史性大功劳了。顺便提及，这也许和戈尔巴乔夫的家庭出身有关系。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的祖父在斯大林时期因为没有完成播种计划，被当做“怠工者”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外祖父作为“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夫人赖莎的外祖父则因为被认为“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而遭到处决。所以戈尔巴乔夫说，他自己是一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看来，这段历史使他终生难忘，并加深了他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痛恨。
- 戈尔巴乔夫对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很有兴趣。他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我们将“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
- 1990年2月，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还说，苏共要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个纲领”中“寻求合理的内核”。
- 他的要求和设想,在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实现了。前面提到，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其内容集中表现为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例如：不再提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强调要利用其他“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不再提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而强调“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共的“目标”；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政党，而说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不再提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而说苏共同其他政党将是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等等。总之，苏共二十八大决定要把苏共改造成为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此后，苏共的地位和威信急剧下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 雅科夫列夫后来在《一杯苦酒》一书中说，“从我个人来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很多东西与20世纪人类发展的实际经验是矛盾的”。
-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报告说：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结果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因此必须对现行政治体制加以“根本改革”。他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作了如下描述：“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这是他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全面否定。
-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而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革命学说，但他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却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从而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赫鲁晓夫以批判斯大林在这方面的错误为名，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提出“全民国家”等错误观点。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并没有熄灭，它依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仍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
- 于是，按照列宁“议行合一”思想实行了几十年的苏维埃制度被抛弃了，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在苏联建立起来了。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改革苏维埃制度，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削弱苏共对国家的领导。从此以后，苏共中央实际上不再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
- 这种总统制，并不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制，而是西方式的总统制，总统要以超阶级、超党派、驾于全社会之上的面貌出现。这种总统制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剥夺共产党的领导，使总统个人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者，用总统委员会来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这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的一次“夺权”行动。
- 苏联当时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要在这个基础上高速度发展，结果不仅高速度无法实现，还将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从而加重国家的经济困难。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所说：“我们是在保留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社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宣布加速战略的，没有考虑到这种生产结构的潜力已经枯竭”。不久，戈尔巴乔夫官布“放弃加速战略”。
- 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报告强调，要考虑“市场规律”，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当时的经济改革方案仍保留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所有制，只是要下放经营权，让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管理的原则，只是要改变计划管理的方法，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所以，这次改革的目标模式可称为“完善计划经济”。然而，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强调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要地位”。于是，经济改革被漠视了，“完善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也被束之高阁。
-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向苏共二十八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要建立“计划一市场经济其基本内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进行平等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调节经济；等等。同年３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后，决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并把“计划一市场经济”的提法改为“可调节的市经济”。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其中说为了形成市场经济“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也就是说，要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就这样，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从提出到最后确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经历了从“计划一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最后明确提出要实行私有化。
-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说这是“新思维的核心”。这种说法同样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可否认，世界上确有一些事情属于“全人类利益”的范畴，例如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保护生态环境等，甚至禁毒反毒、防治艾滋病和国际反恐等也带有“全人类利益”的特点。但在阶级社会里，很多事情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即使是“全人类利益”，不同阶级对此也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泾渭分明，决难混同。同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也不能否认和抹杀。然而，戈尔巴乔夫只是笼统地强调“全人类利益”，主张一切都要服从“全人类利益”，完全抹杀“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他眼里，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被抹杀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要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必须放弃了。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 1990年6月12日，由叶利权的俄罗斯联邦发表了“主权宣言”，向联盟中央发起排战。该宣言强调，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本共和国“享有包括自由退出苏联在内的一系列自主权”。随后，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奋起效尤陆续发表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一时之间，在全苏范围掀起一场“主权大检阅”运动，联盟国家的存在已经岌岌可危。
-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不仅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且搞乱了广大党员的思想。在全盘否定苏共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舆论影响下，许多党员对原来的信仰产生怀疑，对苏共的领导表示失望，对未来的前景丧失信心，于是不再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不再缴纳党费，甚至决定退党。
-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没有结束真理，并非固定不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和实践经验的丰富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思想武器。
-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放弃、背离或篡改的，如果那样做，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思潮，共产党人决不允许“修正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自由泛滥。
- 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思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流行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为代表，他们起初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 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和“修正”是全面的。他们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作用,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可以遵守的“教条”，宣称“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攻击十月革命后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残暴的专制形式”。
- 他们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民主”在实现社会主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张通过“民主选举”使资本主义“和平长人社会主义”。他们主张阶级合作，以实现“人类普遍利益”。他们主张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和平的党”“全民族的党”和“改良的党”。他们反对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强调“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如此等等。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纲领主张综合起来，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当年第二国际宣扬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反对、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伯恩施坦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作用，宣称“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戈尔巴乔夫等人也一样，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摒弃精神垄断”，使苏共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并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伯恩施坦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苏维埃政权是“残暴的专制形式”；戈尔巴乔夫等人也一样他们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排除任何阶级专政”。
- 伯恩施坦等人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声称要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等人也一样，而且有进一步发展，不但宣扬超阶级的一般“民主”，还特别强调抽象的“人道主义”，形成以“人道”和“民主”为核心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伯恩施坦等人主张阶级合作，鼓吹实现“人类普遍利益”；戈尔巴乔夫等人也一样，否定国际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鼓吹“排除当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伯恩施坦等人主张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和平的党”“全民族的党”和“改良的党”；戈尔巴乔夫等人也一样，主张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政党，只说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伯恩施坦等人反对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强调“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戈尔巴乔夫等人也一样，不再提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而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奋斗目标。
- 苏联剧变和苏共亡党的悲剧，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人们普遍认为，导致苏联剧变和苏共亡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大搞“和平演变”，但这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 二是过去的苏共领导犯有重大错误原有的体制存在严重弊病，这是导致出现种种不良后果的深层历史原因。
- 三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上邪路犯了方向性错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最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
- 应该说，以上三方面的原因需要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但在综合分析时必须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找出导致苏联剧变和苏共亡党的根本性的、关键性的原因有人认为，苏联剧变和苏共亡党的“根本性原因”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本末倒置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评析都应该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应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国情的结晶。
- 同时，人们必须科学地分析问题，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管理体制加以区别，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加以否定。苏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围，其他一些问题则属于具体体制问题。
- 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阻碍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缺陷和弊病，或者是由具体的体制造成的，或者是由某些领导人实行的政策以及个人作风和工作方法造成的。因此，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弊病，决不应该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要改革原有体制的弊病，改正原有政策和工作中的错误，以便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具体的运行机制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为具体的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和问题，就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 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更明确地说：“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转变；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私有化；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是要“摧毁”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而使苏联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 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过分突出个人的作用，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结论，但也承认，个别领导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起重要作用人们看到，苏联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走上“亡党亡国”道路的，而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叶利钦在《总统笔记》一书中就说：“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指戈尔巴乔夫）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现在已很清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正是要摧毁社会主义，而不是要完善社会主义。他始终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作为打击的对象和目标，一步一步地搞垮苏共，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 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采取的措施也越来越激进，从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丑化苏联革命历史和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和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他的政治信仰完全变了，成了背叛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急先锋。
- 当然，苏联的“亡党亡国”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造成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孤身一人，他代表一种政治思潮，而且形成一个领导集团，下面还有许多支持者和拥护者。但这个领导集团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他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吗？当时的确存在各种政治力量，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彼此的斗争也很激烈，但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他应该把握正确的方向，决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实际上，在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总是拼命打压左派，欣然接受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从而使苏共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