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塞萨·洛（Setha Low），（美）达纳·塔普林（Dana Taplin），（美）苏珊·舍尔德（Suzanne Scheld）
译者：魏泽崧，汪霞，李红昌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2-14310-8
内容摘要：
五个城市公园的研究，包含着纽约的普罗斯佩克特公园和费城的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它们提供了一个围绕着世界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蓝图。以纽约城市中心公园为例的城市公园，为所有种族和阶层的城市居住者可以安全地混合享受各种娱乐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通过在这些令人放松的环境中共处，不同群体之间变得能够很舒适地与他人共存，因此加强了他们的社区和社会的民主结构。但与之恰恰相反的是，由于设计问题或者无知，造成公园对于一定的群体而言变得不再友好。《城市公园反思——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这部探索性的著作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应该是一个保护城市公园的关键因素。运用纽约的普罗斯佩克特公园，佩勒姆湾的奥查德海滩公园，以及在美国国家娱乐区的雅各布。里斯公园、纽约的埃利斯岛大桥提议与费城的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研究，作者确立起特殊的方式去发展、保护和管理在城市公园中的文化多样性。它们也揭示了那些可能会限制公园使用的因素，包括忽视不同种族群体作用的历史解释材料、高额的入口费用、限制种族行为的公园使用规则，以及公园仅仅关注于历史或美学价值的“修复”。《城市公园反思–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采用丰富的数据，使城市规划师、公园专业人员，以及所有相关的市民将有依据去创造和保护服务于所有公众需要与感兴趣的公共公园。
原文摘录：
- 纽约只有很少的一些广场可以吸引市民……他开始倡导在城市中建立能供人们见面、放松和交往的场所。他在对那些环境受欢迎、有活力的广场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现在著名的“小城市空间规则”理论。而这些规则被纽约规划部门运用到了城市公共空间改造中。
- 在新世纪，我们正在面对各种对公共空间的威胁——没有一个公共场所是废弃的，但是其设计和管理的模式却让一些人排斥，并且减少了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可以减少不喜欢它的人的数量。
- 在我们对大城市公园和文化遗址的文化功能进行了解的15年时间里，已经注意到全球化对当地的影响：更多的移民，更大的差异，公园空间功能的更新，经营和维护所需的公共资金的减少，更多私人实体管理职责的交流。我们也目睹了这些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如通过历史保护和加强控制而出现的公共空间通过监督进行物质重建。
- 这些论断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它仅仅为公园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所涉及的对文化敏感度的选择提供一个框架和引导。其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 如果国家历史博物馆和纪念馆不能代表人民，或者更严重一些，他们的历史被抹去，那么他们将不再使用这个公园。
- 路径是和经济学以及公园作为流通和运输用途的文化模式相同；因此，当为全社会的群体提供路径时，必须考虑收益和访问模式。
- 不同团体的社会作用能够被保持并加强，通过在全部场所的大型空间中为每个人提供安全的空间充足的领地。
- 调节社会阶级和种族团体使用和评价公共场所的不同方式，对于维持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所必须作出的决定是必不可少的。
- 当代历史保护不应该专注于恢复景观特征也不应该恢复设施和吸引人们到公园的娱乐活动。
- 交流文化意义的象征性方式是地方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可以着重发展以提高文化的多样性。
- 什么是“社会的可持续性”呢？依据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1995）的观点，可持续性是指一种现象的演变发展和其品质的持久性，避免短期或临时的解决方法，并关注自我实现和自我持续的系统。对支持和维护“自然平衡”的生态系统和对支持和维护文化生活和人类文明的“文化生态系统”给予同样的关注（Throsby 1999a，1999b）。可持续发展是通过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达到对环境的维护和美化，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对艺术、社会态度习俗和信仰的保护。
- 社会可持续性是文化可持续性的一个子集：它包括了对增强文化系统的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维持和保护。社会的可持续性特别强调了维护和提高当代群体的不同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关系。……要真正理解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再增加三个要点：
- 地方保护：文化生态系统处于时间和空间中——对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维持或是保护，它所存在的地方是应该被保护的（Proshansky, Fabian, Kaminoff 1983；Low 1987）。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性需要对其存在的地方进行保护。相当明显的一点是，当处理物质环境和问题时对于文化的再现是至关重要的。
- 文化生态理论：人类学家之所以运用各种理论是为了使文化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定的地点发挥作用。……虽然许多文化生态学理论已经遭受了历史的批评，尽管如此，文化生态系统模型中的动力系统及预测系统两个方面对特定地区的社会变革的研究仍很有用处（Barlett and Chase 2004）。
- 文化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对作为遗传基因库和适合生命进化的物质环境至关重要，而在文化的多样性中也有其社会副本。文化多样性虽然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关键词，但他还没有在规划和设计中进行实践，更不用说它的可持续发展了。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当其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目标提出时，产生了一个关于它的研究内容的小争论。但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提升文化和社会持续性的方法，其为一个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地方人类群体延续的明显的结果。
- 这种修正的文化生态系统或多样化模式为社会可持续性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基础。但社会可持续性所包含的内容要比文化生态系统和多样化体系的内容多。它暗示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立场去维持社会文化系统，并在任何情况下延续和支持它们。
- 局部地区的社会可持续性已被早先的例子所阐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力可以通过其公园以及公园附近和遗产遗迹的历史价值来维持。在区域范围内社会可持续性通过一个广泛的计划支持被更好的概念化，它不仅来自个人的支持，还有近邻、社会、组织、教会和社团的支持，以及存在的文化价值和贯穿整个历史的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的支持。
- 社会的可持续性是指成功地维持现有的文化生态系统和文化的多样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含义相互包含而并非独立的时候，社会的可持续性是被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可持续性通过了解历史、价值、文化表现和任何不同的文化环境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培养。事实上，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历史及他们的价值观，最终加强了任何一个公园的长远的社会可持续性。
- 在全球范围内，社会的可持续性更接近戴维·思罗斯比的“可持续发展”，它建立在联系、文化、平等以及对环境公正评价的基础之上。
- 在遗产保护实践中讨论文化内容的重要性时指出，道德规范将文化价值转化成了行动。这种转化最容易在跨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情况下见到。约翰斯顿和巴克利提供了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考古协会通过制定了一系列道德规范的管理原则，引导澳大利亚土著和海峡岛民成为其成员。
- 文化产权的争论核心是谁拥有着历史及谁有权利或责任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关于过去的哲学问题上……他们同时把价值的多样性和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这各种不同团体的利害冲突的争论放在了前沿”（Warren1989，5）。
- 过去的公园为白人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邻近的地区提供了一个相对均衡的服务，现在，公园必须提供娱乐场所、教育场所和执行社会计划，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和多类人群。
- 一些城市项目使用公众参与和授权策略来建立本地文化资源和公园办事处。例如，华盛顿西雅图的“查尔斯顿原则”，它规定任何意见的更改包括对社会文化的规划过程，都要涉及泛的社会成员——公共机构、公民和社会团体，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商业和经济利益，艺术家团体领袖和文化组织这样所有的类型。
- 公民的大部分争论都是关于在一个国家生存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一个人是否可以在此停留居住，不被遣返），工作状态，以及像选举权和社会福利这类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把这些相同的观念赋予到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上，并对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资源和服务进行参与决策。
- 历史的保护实践“价值”，就像用伦理、道德方法和思想来指导行动或是事物的特殊品质和积极特性被特定的人或团体所看到一样（Mason 2002）。社会学方法研究价值认为“广义的信仰是否是理想，或者说是否是可取，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Feather 1992，111）。
- “文化价值”指的是与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基于文化联系和共同生活的行为相关的共享含义。它们经常被表述为价值判断，换言之，某事被视为坏或好，依据的是此事在某一时刻如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文化价值是我们的最佳指示器，它们让我们得以了解人们对诸如公园或遗址之类的风景有何种看法和感觉，能够指导人们理解公园的利用和废弃，地缘情结的具备或缺失，以及各种象征含义。
- 按照兰德尔·梅森（Randall Mason）的说法，“社会文化价值处在自然保护的传统核心——某物、某建筑或某地方具有附属价值，是因为它由于自身年代、美感、艺术性或与某个重要人物或事件相关而对人们或某些社会群体产生含义，或（要不然）对文化联系的过程有所贡献”（2002，11)。
- 通过长时间的在一个地方居住、工作，或者讲述关于一个地方的传奇故事和参加一些能够使个人或群体与一个特定的地方产生关系的任何活动，我们可以看出物体、建筑和风景也被赋予了文化价值。这种“文化的场所依赖”（Altman and Low 1992; Low 1992）经常存在于人们和一些地点之间，特别是像公园、沙滩和遗址等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继续使用它们和利用它们唤醒回忆，来发现它们所具有的深层含义和文化意义。
- 当讨论文化价值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就是对各种目标在社会和政治这两个层面上的构建和控制。和文化特征类似的是，文化价值的属性没有必要定义成可被衡量或可被编纂，但是必须理解它们可协商、不固定、需要依赖环境的特点。
- 乌尔夫·汉内斯（UIf Hannerz，1996）认为，在当今多样化的价值如此的根深蒂固，这对于文化的讨论很难去清晰地反映。所以他提供了一个被他自己称作“多样性的七个论证的观点……因为它提供了：
- 个人文化的精神权利，其包含了个人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
- 一种对有限环境资源的不同取向和适应的生态优势；
- 一种通过上层人士，不平衡的权力和抵抗依赖关系的方法来抵制政治和经济垄断的文化形式：
- 对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在他们自己权利下的其他文化的审美意识和愉悦经历
-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的可能性可以引起新的文化进程；
- 创意的源泉；
- 用知识检验处事方式所需的资金（Hannerz 1996，56-57）。
- 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了社区和市民的权利增大以及人们对其社区和工作场所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复杂程度加大。它扩大了市民个人权利的概念——包括个人文化和／或群体文化，并且在景观中标识出了其重要性。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创造力是通过文化的联系和交流、相互之间的合作、冲突和对抗的解决体现出来的。
- 美国的第一个城市公园相对来说是一个并不完善的公地，原本预留空间用于畜牧和培训民兵。纽约最初的公园是现在严格控制的市政厅公园。……像纽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小城市广场一样，波士顿公园更多的是城市空间的延伸而不是逃离城市的地方。周围没有植物遮蔽附近的城市景观。而且，该地点的特色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可见的地面毗连建筑物。
- 城市景观公园，始于纽约中央公园，且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它通常大于一般的广场和公共用地，参照严格的审美方式，模拟理想化的英国和北美乡村，把它设计成为远离城市的庇护所。
- 普罗斯佩克特公园是一场公园运动的结晶，这场开始于18世纪40年代的运动席卷了北美将近50年时间。这场运动与哲学、神学和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它的哲学基础是浪漫主义和对自然及自然风光有能力去提升和储存人类精神的信仰。
- 乡村墓地在显示具有浪漫主义的蜿蜒小径、树木丛、池塘美丽景观方面是城市景观公园的一个重要先驱。这些墓地激发了公众对大型公园的渴求。
- 对比传统的休闲公园，景观公园与发展着的正式公园并存。这样一个传统景观的建造是无计划的，但却是普遍流行的开放空间。在类似于小型城镇和发展中城市这样的地方，非正式开放空间仅存在于发达地区，供远足、聚会、野餐、运动和游戏使用。这些空地很难用文件证明,因为不是正式的开发、指定或设计,而且很久之前就让位给城市的发展。
- 杰克逊（1984）对比19世纪中期正式的城市公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公园大都非常漂亮但缺乏游人，并且城镇外有片生机勃勃的树林，通常还会临着一条河流。那里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市民在周日的下午聚集在一起参加各种非正式的活动。这些地方成为大城市外的大部分工人阶级的胜地，避免了许多城市居民苛刻的评价：“他们拥挤、喧闹而且有时还很粗暴”（Jackson 1984，114）。
- 最强烈的对比是，新兴的景观公园代替了古老的贵族花园成为了最普遍的游戏场所，它是一个适合大众锻炼，游玩，享受和参加社区生活的大的城市空间（Jackson 1984）。
- 游乐场是“各种形式的艺术和装饰自由的混合在一起，创造的一个能反映大众对新奇事物和消遣方式的渴望的娱乐性场所”。这种折中主义风格以雕塑、喷泉、石窟、凉亭、艺术展览提供茶点或表演的帐篷为特色。“充满活力的人群在成荫的树林或是先前庄园公开的牧场以及绅士们的乡间别墅中，忙于野餐、庆祝和活动”（Rosenzweig and Blackmar 1992，104)。
- 中产阶级礼貌的行为和优雅的举止与环境紧密结合，并应用于景观设计中，这就使得工人阶级自然而然去效仿他们。如果效仿不到位，广泛的监督和强制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不适当的行为。另外，除了积极运动，工人阶级在19世纪还经常涉及酗酒闹事、权利的示威和粗暴的行为，并以单调、无聊的工作作为补偿。
- 佩勒姆湾公园是这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另一个纽约景观公园，它是第一批由景观公园转变为城市公园很具代表性的例子。这原本是美国波士顿地区的城市森林保护，在19世纪90年代由奥姆斯特德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开辟出来。奥姆斯特德为波士顿地区所做的一系列公园项目，在城市范围内通过景观车道或“公园道路”与城市连接。奥姆斯特德的波士顿方案秉承了这一理念，他认为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公园而是一个能够使所有的居民在走路时都能感受到自然风光所带来的享受的公园体系。
- 通过公开收购保留景观土地的这个想法，导致了全国的州级和县级公园的产生。如今，每个州都有一个公共休闲绿地系统，通常建设在具有休闲娱乐潜力的地方，拥有一个或多个特征，比如，珍贵的森林资源、山脉或者崎岖的地形，抑或是拥有迷人水景。这样的公园可以供人们进行远足、野餐、游泳、划船以及钓鱼等娱乐项目,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进行宿营活动。
- 建设州立公园的推动力在于公众的享受和娱乐而非改善环境质量。
- 对于公园简短的调查展示了城市公园自然的多样性。休闲娱乐通常是重要的公园价值，但其他价值的存在使公园景观的用途和使用相当丰富。还有当地公园展示的使用方式、性格以及他们的历史方面的重要不同，因此公园是一个复杂的管理系统。
- 像所有的国家公园一样，城市国家公园在明确的公共传播管理目标下进行管理。这些通常平衡了休闲和保护的竞争目标，在任何公园中往往使娱乐价值次于对多样保护的兴趣。在国家遗址中，如独立纪念碑和埃利斯岛，对历史价值的保护和解释无疑是管理中优先考虑的事。然而独立纪念碑被一些当地居民和市中心办公人员使用，如散步、坐着休息、吃饭、会见朋友等等。国家休闲区像盖特韦，被建立以对大城市娱乐开放海滨景色，然而他们日益强调对残余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对历史建筑的解释。甚至在盖特韦的雅各布：里斯公园，历史保护事件和当地政策使公园娱乐目标复杂化。
- 在普罗斯佩克特公园，管理人员常常致力于将有历史意义的设计作为公园复兴的美景，并且反对当地的人们在这里踢足球和进行排球比赛、骑山地自行车和其他与历史主义思想相违背的活动。在这份文件中收集到的许多公园的研究案例，是对当代各种各样公园使用者的回应所进行的高质量记录。
- 边缘性也同样不能解释这种差异。相反的，韦斯特认为黑人去郊区公园不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感知到的社会环境的潜在敌对性。有时，歧视是很明显的，就郊区迪尔伯恩（Deaborn）来说，曾禁止非居民使用它的公园（在某时，密歇根的迪尔伯恩主要是白人为主）。即使没有明显的歧视，一个黑人家庭对于游览一个白人郊区中多半是白人的地区公园也会再三考虑。
- 研究人员发现种族和文化的模式在当地公园中是惯例，包括公园的选择和人们偏爱的活动。一项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的公园研究中发现，黑人居民通常被公共设施吸引，像球场和野餐场地，白人常去网球场和缓跑径（Taylor 1993）。
- 如同本地的许多公园，也存在维护不均匀的问题。数年来城市的疏忽使得山坡被侵蚀生长过度和凌乱的森林，破损的人行道，以及被水草和淤泥阻塞的水体。在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设计中，森林是由树木、灌木和别致的水文要素组成的小树林。提供亭榭和好客的设施来吸引郊游的人们。现在由于外来物种的繁茂生长使森林过于稠密，例如最近侵入本国物种黑樱桃。预期的是生长的松柏类树木，大的和装饰性乔木之间达到平衡，而乔木和灌木却被外表看上去没什么差别的浓密的阔叶树所替代。浓密的树木已经蔓延到了许多区域，扩展到了看得见的开敞空地，阻碍了风景，限制了可以使用的娱乐场地。
- 作为设计，环境应该对它的使用者有一个文明的影响，他们的表现应该像是这个昂贵乡村度假地的庇护人。
- 在这种文雅的社会环境中，工人阶级和移民希望在这里学到他们认为会有助于自己或可以变成好市民的一些社会技巧。人们会学到举止得体和与别人的互相组合；公园的文明支持者会树立好的运动道德典范，而且自愿组织聚集到公共区域来影响他人。奥姆斯特德说他的公园就像公民资格训练场地。
- 联盟已经将管理的重点从休闲娱乐设施和装饰性效果转移到了公园健康的自然生态，尤其是它的林地。因此公园管理部门在某些区域鼓励那些已经长到以前空地上的森林里，为野生动植物创造栖息地，在长草地的边缘和别的地方种植新的树木。目的是修复景观，替代一些因年代久远等复杂原因而死去的树，并要求一些机械修整草坪的方法。
- 公园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自我体现，包括非裔／西印度群岛人的击鼓和舞蹈，海地人的草根音乐和官方主办的多样化的流行音乐会项目。但是最平常的活动仍然是散步，闲坐和锻炼。在公园中遛狗的人们是显著的，他们在定的时间到公园中固定的地点遛狗，并相当慷慨地替他们的小狗解开束缚。
- 使用者研究采访包括问题“公园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以最真实的回应类型为基础，我们依据回答类别将答案计人计算机，这些真实的回答包括“释放－精力恢复－逃避”“自由”和“不待在公寓里的另一种选择”等。
- 对“放松／宁静”这一项的回应最多……“欣赏大自然／野生动物”一项以56个回应总数排名第二位。这两种价值观念符合公园的基本理念之一——人们应该是在寻找一个放松和宁静的宽敞的并且风景优美的地方。
- 童年和家庭回忆与公园有联系的人们通常是喜欢公园而且似乎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在小时候就来过公园。“有回忆的地方”是那些在公园中可以是他们想起别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同样这对一部分移民和那些已经长大到别的地方的人们也很重要。“美好的”和“漂亮的”是与判断力有关的价值观念，“漂亮”反映了美学角度的直观体现，而“美好的”更多的是指令人愉悦的感知。
- 反对砍伐和稀疏的立场。准许树木长到任何区域，通过草坪的修正保证不开放地区。许多稀疏的树林、湖岸岸边和净水区的林地在过去的已经得到恢复。林地这种程度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但是却限制了公园游客的使用。在这个区域氛围更像是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不是公园。
- 出于几个原因，在吸引各种各样的人群和活动方面是成功的。首先，它本身处在一个交通便利的位置，并拥有自然化形式、开敞地和令人愉快的娱乐设施。空间格局是开敞绿色空间被植被和地形特征分隔开，为人们的聚集提供了许多地方。这种布局可以使大部分游客找到适合他们的公共聚会或是私人独处的地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许多地点已经被为一组或另外一组人认同，许多地方是经过种族划分的，也有些地方是通过活动划分的。
- 这个将近300万人的地区中唯一大规模的娱乐场地，这些人中很少人有他们自己的院子。这意味着在可利用的开敞空间里对足够的活动区域有相当大的需求不论他的条件如何。
- 阶级和文化差异的知识为公园环境尽可能反映用户的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基础。联盟的公园重建计划首先是将公园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和艺术产物需要保护和修复的，其次再作为城市公园。也许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但是现在的市民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接近更令人满意的大自然。这座公园真正吸引人们的地方是它在自然化的场地中充满生气的文化生活。虽然保护自然和艺术资源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能以丰富的文化为基础就更好了。
-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最初的设计提供某一“集会的地点”，如他们所表达的那样，目的在于容纳众多的游客。现在的修复工程致力于少有人去和仅有很少聚会地点的森林区域。一项管理计划是首先将公园视为一个社会空间，寻求转变以提高在使用和资源之间的协调。使用者研究产生的数据是有关使用、使用者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来源。
- 设想，如研究显示的那样数以千计的游客喜欢在树荫下野餐，乐于接近运动场、水体和道路，为什么这些景观设计者不将这块活跃的区域建设得更好呢？如果非洲裔美国人／西印度群岛人保持这种特别的击鼓和舞蹈活动那么多年，为什么不设计一个能容纳和庆祝的地方？如果能够观察到人们喜欢在溪流中嬉戏，那么稠密的河岸种植和防护栅栏不应该是修复河床的唯一方式。社会和文化数据不是计划编制的唯一标准，但是他们应该包括充分的艺术和生态需求。
- 尽管旅游观光者大多集中在渡口附近、出售纪念品的小摊或观光公共汽车附近，但是你仍然可以发现他们遍及整个公园。他们的活动由散步、吃东西、休息、观察和购物组成。旅客流离开后通常涌向那条连接到杜威步道的宽阔道路，最终到达大草原区域。
- 价值取向名单是在巴特里公园搜集的，记录人们对于建设通往埃利斯岛的通道回应的一个提炼。价值取向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在个人访谈时被访问者谈到的次数（从被提及最多的到被提及最少的）排列的。大部分参与者讨论到的价值取向不止一个，回应总数是大于被调查人数。
- 足够公平了——但是注重历史的原则约束了管理的灵活性，不便于调整新的用途和文化价值，维护这些历史遗迹是很昂贵的，但这注重历史的原则在区域竞争、公共关系、品牌方面也有积极意义。至少在里斯公园，这种建筑和土地的历史原则和公园服务于大众的任务息息相关。在国家休闲区的其他地方，公园管理局煞费苦心地去发现用途并维持对废弃的军事设施的资助，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化资源”只要是关于国家娱乐场所的想法。
- 与此同时，不同的游客要求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和游客的需求和期望也不同。为了制订更新和改造的行动计划，理解公园不同的领域很重要，比如海滩和后滩区，有明显的联系但是侧重点不同。从保护规划和设计角度来看，很难制订一个规划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然而一系列的策略和指导是必要的，不同的策略针对不同的人群。
- 对雅各布·里斯公园的快速人种志研究揭露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当文化和社会群体在一个限制性的历史景观地带争夺有限的资源的时候，冲突就会发生。但与此同时，研究显示里斯公园通过提供不同群体要求的多样的领地或“位置”，成功地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使用者。虽然不同的游客会选择不同的改善方面，但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个很棒的公园，在公园的使用方面，适合他们的活动和文化模式，并使团体之间的冲突最小化。人们可以聚集在宽阔的步道（公园最大的公共空间）上一起体验公园的多样性。
- 海滩海湾和后滩区的空间组织创造了领地，激励了强烈的责任感和地方归属感。而且，这些“领地”在该地区水平上提高了社会宽容度和文化融合。扩大公园现存的优势是吸引新的使用者和增加游客量的方法。
- 这些具有拉美和加勒比海特性的标志被系在树枝上或投递到野餐区域。在树干之间构筑的狭窄蜿蜒的片块是为了创造私人空间从而使每个家庭的野餐空间有很好的划分。这些具有装饰性和表达性的地方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园成为了一个不同文化群体分享和重塑一个国际节日的场所。
- 本章描述了这些文化群体的象征意义的表达，它阐述了象征意义的数量和类型对于进人公园的游客来说有多大影响。公园的规划、设计、管理会压制游客文化的表达。然而，在奥查德海滩的这个案例中，这种时而有意时而无意的自由式管理使得游客群体通过他们与公园之间的联系可以精心构成独特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景观。
- 经过早期的环境组织几年的运动，由John Mullaly（Schnitz and Loeb 1984）发起的新公园运动，在19世纪 80年代建造了公园。……新公园运动坚持其立场即土地服务公众的方式是作为“令人愉快的场地”。但是就这个公园来说，它究竟要作为哪种“令人愉快的场地”才好呢？
- 不能确定拉美裔人是否能从游客自发的事件或公园举办的节目中感受到强烈的地方归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正式和非正式活动有助于维持以及发展社会认同感。事实上，公园管理有助于这方面的发展的不是与用户敌对的关系。公园管理通过健康混合组织的活动和尊重游客用他们自己的空间发起的活动来容纳拉美裔社区，尽管这些空间是暂时的、临时的。通过这些方式，公园管理人员展示他们的知识并尊重游客团体和他们的文化表现形式。
- 今天的拉美裔社区的一些成员认为象征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可以吸引其他人，那些人不一定明确是社区的一部分。
- 像这些团体，当地老年人主动在创造他们自己的空间。美国国旗、音乐咖啡杯和他们同龄的形象，象征性地表达了对公园强烈的归属感，他们要求一个空间，他们是小规模的，尽管也许是独有的团体。当地的老年人称更多的回忆起帐篷殖民地，所以他们更严重依赖于他们作为一个团体与公园管理的关系。
- 要知道公园管理部门“批准”他们使用公园，相信他们是给予“特别’待遇的，加强了管理者和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园用户和公园空间之间的关系。
- 绿色公园提供了休闲机会，与那些在购物中心、影院、博物馆和其他室内文化事业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绿色空间会产生特定的文化团体，如“自然主义者”，他们是公园游客，主要活动包括散步，探索自然（如步道、海滩、茂密的区域），遛狗，钓鱼以及露营。在广阔的城市环境中，有少数的大部分是资金不足的绿色空间，自然主义者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团体。
- 作为自然主义者，他们日常步行穿过景点，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追溯景点。重复观赏景观的过程成为在景观中识别其要素“理解”他们自己的过程。通过习惯性的行为，自然主义者开始拥有公园并培养看似无形的深层归属感。因此，这种自然主义者归属感的象征性表达在他们对公园的日常和口头表达中是最明显的。
- 记录象征性文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可以帮助园区管理者。
- 首先，公园并非中立空间。他们是社会结构的并且他们有复杂的历史。这个不同文化团体的符号表达的分析反映了公园的当代历史与社会风气。文化团体和他们的符号表达的描述增加了对公园社会生活以及它在过去段时间是如何改变的理解深度。
- 不同形式的文化自豪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旗帜、家庭标志、音乐、要求公园空间的方式，表明了发展和保护项目中便用者的重要联系。在理论上，公共公园的资源可以被所有社会成员使用。然而，城市公共公园并不总是反映一个城市的社会多元化。通常工人阶级、穷人、老人和女性公民和少数民族文化团体感到不安全并且不能融人公共空间。
- 通过分析符号表达可以清楚地向管理者表明特殊的世界观和游客群体的习惯。理解一个公园的成分在公园相关资源的优先性方面很有用。某些文化表现在公园管理者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或者不遵守公园规则的。
- 游客群体的文化知识让管理者和游客两方面都意识到，公园有助于维持城市社会的文化动力。公园提供众多供文化团体用于他们社区持续性的资源。例如，奥查德海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拉美裔人和当地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家”，他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被边缘化并且在城市中缺乏属于自己的空间。公园有效地完成并维持文化再生过程。因为这个原因文化群体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的基础知识阐明了城市的文化多样性，这样做强调了公共公园在城市环境中的意义。
- 历史性的保护规划和发展进程，公园的诠释都将殖民时期重造为一个白人男性的空间。当有人寻找关于殖民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历史的时候，这些丢失的建筑和物理环境也都不见了。
-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研究事例证明了文化团体的文化表现对人们利用公园以及和公园的关系有关键作用。
- 城市公园提供了社会和外界环境的记忆，传达了应该在这里的人，以及历史建筑和场所，标志，纪念碑为人类行为做好准备。
- 城市公园的文化表征是地方群体使用和维护的基本原则。任何多样文化背景下，理解种族历史，文化表征和公园使用间的密切关系对设计和规划的成功都起关键作用。
- 有时很难找到合适的方法研究一个地方的人们，特别是当你想要收集一些敏感的、无形的和易变的文化价值的时候。然而最好的方法是去理解技术的“工具箱”或“调色盘”中什么是可用的，以及在不同领域中什么最能发挥作用。作为研究者，我们不得不决定在一系列地点中采取什么方法才是最佳方法，我们已经适应我们的方法来研究特殊地点和特殊问题。
- 文化人类学的定性分析法具有人文主义和整体论的特征，整体论是一种哲学理论，它认为人类和人类行为不能在一个人日常生活和行为环境以外理解或研究。方法论被归人这个定义，包括认知的、观测的、现象的、历史的、人种志的和访谈的形式进行研究。每种方法侧重于社会的不同方面，在他们对于特定问题的适应性方面，研究水平方面和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有效性方面有差异。
- 认知法包括研究认知的心理过程和语言反映，认知是一种通过理解意义构建感觉的系统其中一个应用是在人种语义学领域–从文化本身的角度研究对意义的认识。大多数语义的工作是基于对主要信息提供者的深度访谈从而产生语言概念的分类和层次，以及产生描述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的术语，从而全面地描述文化（Low and Ryan，1985）。
- 观测法是通过研究者观察明显的行为对主体进行定性研究，包括简单的观察行为和行为映射，以及对公共空间精确的延时拍摄系统（Whyte 1980），种族文化考古学技术（Ken 1984），理解建筑环境的非语言沟通策略（Rapoport 1982；Low 2000）。
- 人种志研究法的研究内容更广阔，包括该地方的历史以及社会和政治内容，作为一种理解当代社会文化类型和文化团体的手段。人种志研究是描述一种文化的过程，它能够精确地预测当地居民对设计和规划方案的反应，有助于通过系统的文化理解来评估复杂的方案。根据地理区域的大小、时间的长短和历史研究的深度，人种志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对某地方的完整的文化描述，以及对相关的整个社区和相邻地方的描述。
- 人类语义学方法假定文化是由语言构成的，能够通过语言分类分析引出。结构化的问题可以组织对分类范畴的回应，以创造文化价值的领域。这些方法已经被应用在改良式历史建筑和景观的保护中。
- 我们意识到，一方面要探讨在公共范围内的舒适与活动，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探讨种族、种族特征、阶级以及其独特性。然而困难的是个人组织从公共机构接管了大的公共空间方案设计及管理工作，使得这些问题变得目益紧迫。
- 尤其是中央公园，成为在纽约公共公园皇冠上被修复的珍宝，对中央公园保护工作的高度成功予以致谢。而空间及修复和还原能够影响到其文化的均衡。
- 我们并不是在争论回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期衰弱与危险的公园条件之下。我们建议公园爱护者群体通过到处不知疲倦的努力与保护，将城市公园从边缘发展带回来。我们希望在这里所做的是表现出保留那些令这些伟大空间成为真正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部分。我们认为大多数公园倡导者分享着文化多样性公共空间的美景。我们也认为许多人不能理重建与坚定而自信的管理技术能够解译阶级特权的象征，并且阻止甚至排除了许多有色人种移民以及穷人和劳动阶级人民，而所有这些人同支持公园保护的白人专业人士一样都应当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受到欢迎。
- 如果人们在历史国家公园与纪念馆没有被体现，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被抹去，他们将不会使用这个公园。
- 使用权也是关于作为文化与运输公园使用的经济与文化模式；由此当为所有社会群体提供使用权时，收入与参观模式必须被考虑。
- 流通和运输有时会成为主要的问题：不适当的公共交通已经被认为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园对城市居民潜在影响的最大障碍。大多数到达大门的公共交通是缓慢的，特别是在周末来访达到最高峰时。
- 多种组织的社会相互关系能够被通过为整个场所大空间内每一个人提供安全、适度的空间领域而得到保护和提高。
- 社会阶级和种族群体使用以及评价公共场所的差异调和，对于作出承受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决定是首要的。公园所承担的多样性是整个城市承受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们需要感觉到公共公园是为他们而设置的。当私有的管理者以礼貌的方式重新设计了公园，上层社会、穷人和有色人种可能会解读到有时候对于他们而言作为排斥的景观。
- 联系着文化意义的象征方式是能够培养促进文化多元性场所附加的重要内容。
- 文化概念的理解对于理解公园的人种学是重要的，但是文化常常会被误解为一种复杂的思想。对一些人来讲，在文明社会里作为高级艺术与生活文化是概念化的。在这个范例中－些人比其他人被认为更有文化；在城市中的少数人与边缘化人口倾向于被视作在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中是存在缺陷的，并且由于这种方式而受到限定。……一个可替代的观点是将文化视作一种价值、实践与在特定环境下被雇用生存生活方式的抽象组团。理解这些当地的信仰与实践可以使一个人描绘并分析作为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经历。从这一分析中可能去领会为何一些文化群体以一种方式使用公共空间，而其他人用另一种方式使用。在第二种模式中被限定的文化概念在大城市公共空间中提供了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与动态线索。
- “文化多样性公园”管理要考虑文化与社会承受性、社区参与性，以及使用者的需要和愿望。甚至，当我们限定对于当代公园发展的理解，文化多样性和生态模式可能会融合为一体。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是“有效的”可以被克兰茨和博兰的生态模式延伸，在此生物的多样性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 依据于我们在普罗斯佩克特公园的工作，雅各布·里斯公园以及奥查德海滩，我们也发现在公园范围内的社区参与和授权是创造公民权与政治权的基本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