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朋园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3年6月
ISBN：978-7-5426-3991-2
内容摘要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介绍20世纪上半期的四次国会选举， 也就是中国人常识民主的一些经验， 据此来观察为什么民主政治在彼时中国不能生根发芽。
原文摘录
- 考泰西于近百十年间，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藉以通君民之情，其风几同于皇古。《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众心成城。”设使堂廉高远，则下情或不能上达。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以达舆情，采清议，有若古者乡校之遗意。苟或行之，其果有利益欤？或有悉其间利害若何？能一一敷陈之欤？
- “宽政之国”，三权分立：“一曰行权［行政］、二日掌律［司法］、三日议法［立法］。”以“宽政”二字形容民主极富深义。“公议堂”即议院。西洋各国皆设议院，以民选议员掌握一国之大政，是谓宽政。
- 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
- 《泰西新史揽要》不仅谈君主专制政治之退却，同时畅论民智之大进。著者谓人民参与政治，需要具有丰富之知识与智能，此则非长期的全面教育培植不可，否则不易提升。英国议会政治之所以成功，正因人民教育大进，议员多为饱学之士。
- 康有为是一个寡头主义者。论者谓，变法期间康有为畏惧保守势力，不得不放弃开国会的想法，固然言之成理，实际上左右康的恐怕还是他在性格上是个寡头主义者。……康有为已看到议会政治的繁重程序。中国急需改革，开议院为缓不济急。……康有为不开国会但却赞成地方议会，他是要以地方议会“奉宜德意”，而不是下情上达。
- 提升人民程度的办法是“开明专制”，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人民有了运作议会的能力，便可召开国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梁著《开明专制论》一文说：“开明专制，以发达人民为目的者也。“凡国家如欲立宪必当经过开明专制。”“今日中国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一言以蔽之，提高人民教育程度是达成开国会的不二法门。
- 综合两种好坏不同的评论，我们认为这破题儿头一遭的选举，必然是难以理想的，多弊病的；最大的缺点是人民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西方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制度之良否，与经济发展成正比。
- 所谓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及教育四项。此四方面均已发达者，其民主制度必较完善，否则适得其反。换而言之，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下层社会或市民阶层必然对于公益事业热心。
- 清季的士绅阶级与日本幕末的侍（武士）一样，同处于大变局的年代，变亦变，不变亦变，显然洞悉国家必须求变才足以生存。基于此，他们是赞同改革的。但是中国的士绅与日本之侍亦有不尽相同之处。幕末，侍已失去了阶级的凭借，大多穷困潦倒，不得不自变，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是中国的士绅所不及的。
- 在中国，科举虽然废了，社会传统依然维系着。士绅虽有新知的启发和新思潮的刺激，却不能毅然摆脱旧有的传统而只能接受渐进的求变观念，盖渐进无损于既得的利益，何况借推动改革的机会，还可以跻身统治阶层。
- 薛甚注意政党政治，能辨别英为两党（“公党”及“保守党”）法为三党（左、中、右）。他喜欢英国的两党制，说英人好静，议院中倾轧之风尚不甚强，两党更替亦不频繁”；法国则“负气好争，往往然不靖”。他形容英法议员为一种“体面人”，必须才华出众，家道殷富，实系政治学上的“精英分子”，观察相当深人。
- 纵论咨议局、资政院人士的出身背景，可以确定他们有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既保守，又进取；在保守中求进取，在进取中求保守。一位社会学家说：政治人对于现存社会政治系统，不外“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抱乐观态度者，同意在现状下求改革：持悲观态度者，不存改革的希望。同意改革的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不存改革希望的是革命家（revolutionaries）。进而之言，乐观者之希望维持现状，是保守的（conservative）；悲观者之绝望于现状，是反动的（reactionary）。
- 民国政党源流大体可分为两支，其一为革命派，另六为立宪派。革命派以同盟会为正宗，源于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章炳麟的光复会。立宪派在清季为宪友会，亦为三方面势力，一为梁启超的政闻社，一为汤化龙、孙洪伊等的咨议局联合会，一为张謇的江浙派。民国肇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章炳麟转而与张謇合组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统一党，旋又扩大党势联合武昌首义派－民社（以黎元洪为中心）组共和党。
- 投票人麕集院内，言语复杂，万头攒动，叫骂连声，皆因有人不能领得选票。于是群情激愤，起而质问，一时鼓掌者有之，叫好者有之，谩骂者有之，动武者有之，书记［管理员］等虽曾打人，而亦曾被人打。打打讼讼之声震人耳鼓，至十一二钟犹捣乱不休，弹压者亦无法遏制之。
- 有一些社会科学家不仅不指责贿赂是一种恶，反过来诠释其带有安定的作用；一个最有力的说词是，回路引发的伤害比之于暴力要小得多。
- 腐化是暴力与制度化的中间站；腐化虽不好，但比之于暴力尚可容忍。在国家尚未制度化之前，只有容忍腐化，避免暴力。
- 贿赂带有认同的意味，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认同才有安定。暴力的意义正好相反。
- 贿赂可以突破落后的制度，促成经济的成长。
- 派系讲求关系，有关系最好，没有关系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护持者得到追随者的拥护，护持者要保护追随者，追随者要孝敬护持者，贿赂腐化在所不免，将之消灭谈何容易！
- 可以了解中国四次国会选举，制度借自西方，自必有其得失，然关键在如何运作。就制度而言，政治学家认为多数决的选举，有利于两党制的发展，而不利于小党的生存
- 何谓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回答此一问题之前要先了解人与经济、社会、政治三者的密切关系。按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决定一切。Habermas 则认为政治对人的影响最为深切。社会中有两大环节：一是家庭生活，一是市场经济。政府的每一决策均对个人发生影响，纳税义务尤为切身感受。因此，人民必然要与政府互动。
- 公共领域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市民社会“温文有礼”。Edward Shils 说生活在市民社会中,人人谦让有礼，互相尊敬。可以想见市民社会是个文明社会。文明社会高质文化是经过长时期的培植而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家“诚心、互信、和谐”。这样的社会对民主政治是一种支持和稳定的力量，也是民主性格的基础。市民社会与政府相得益彰；舆论由民间形成，政策依民间需要而产生。
- 余英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观念是市民社会的基石，可以建造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求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达外王；前者建造自己，后者构筑社会。内圣外王的思想出自《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部分。唐宋时期佛教逐渐儒化，推崇《中庸》的修身要义。宋朝以礼治国，士人反过来援佛入儒，《中庸》大旨得到发扬，内圣外王的精神自此成为士人的中心思想。王安石是内圣外王思想的奠基者，朱熹强调“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陆象山亦言“宇宙内事，是已分内事”。以后王阳明顿悟“引君之道”及“得君行道”，最后升华为“觉民行道”，其“致良知为“觉民行道”的二体两面。由此可见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精英）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职志。市民社会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原本是很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