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霍斯特·穆勒（Horst Möller）
译者：孙瑜
出版地：杭州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
ISBN：978-7-213-11151-8
内容摘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在革命中宣告成立。成立伊始，魏玛共和国便笼罩在不祥的征兆之下。战败的经验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强硬条款为德国带来巨额负债，左翼及右翼极端思想、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共同蚕食着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信任。20世纪30年代初期，集体失望最终演化为绝望，传播希望、承诺虚妄出路的极端纳粹思想日益深得人心。霍斯特·穆勒在这本包罗万象的巨著中生动描绘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
原文摘录：
- 1919年1月19日，国民制宪大会经由普遍、平等、名的选举产生。光是大会召开的地点就充满象征意义：拥有优美田园风光的图林根州的小城魏玛的国家大剧院。这里与德意志文化的高峰休戚相关，远离困顿的政治格局，德意志精神在此大放光芒。
- “我们输掉了战争。这一事实并非革命的结果。”人民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开幕式上的结论一语中的。
- 艾伯特的反应绝不仅仅是虚张声势，他始终反复要求德国未来的宪法构架应当完全交于一个遵循普遍、平等、秘密原则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众意愿的国民议会。
- 威胁着帝国存亡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如何稳定革命政府，如何对待和平条约，如何保证帝国统一，如何保证供给，如何处理军队和士兵的回撤，如何维护宪法的地位，如何清算战争带来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如何将战时经济调整为和平时期经济，如何筹备建立国家与社会的新秩序……光是这几个关键问题就告诉我们：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帝国政府面临着如此多的难题，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站在一个政治势力与宪法政治如此摇晃不稳的地基上。
- 虽然社民党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与最高司令部的支持，且其作为最大党的执政地位无法撼动，但为了不被任意一方碾压，社民党也需要盟友。艾伯特立刻向双方寻求合作的策略被证实是成功的。
- 争议问题是：委员会有利于建设民主共和国吗？还是说，它制造混乱的能力或是独裁的欲望对共和国是一种威胁？艾伯特在乎的是影响和目标：鉴于那一年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他不想看到失控的委员会统治。他认为，那是真正的，至少是潜在的独裁－－总之与重新建设帝国的民主道路大相径庭。在艾伯特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委员会体系没有太大不同。难道李卜克内西不是委员会体系的捍卫者吗？难道他的拥护者中没有布尔什维克分子吗？
- 一个在革命中夺取了政权的政党不立刻着手实现自己的目标，居然要等制宪会议的投票结果。可是，在想要听取人民的自主决定这一核心问题上，体现的是社民党不容苛责的民主决心。当然，人们也可以假设社民党对赢得选举胜利胸有成竹。但为了民主信念，他们也做好了接受失败的准备。此外，这还是一项旨在避免内战的政治决定。在人民力量和军事领导被完全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内战并非没有可能发生。社民党高层的这一决定还表明，此刻党内多数是坚定的改革派而非革命派。
- 在引入全民民主决策之前，独立社民党打算自行做出所有基本决策。这根本不是民主，甚至认为其是隐蔽的反革命也不为过。民主宪法的拥护者雨果·普罗伊斯还把这样一种体系称为“卷土重来的专制国家”。
- 在批评政府军这些天镇压起义的血腥残暴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动用军事力量的无可争议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有建立民主共和国乃至召开制宪大会的可能性。
- 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冲锋陷阵，之后又目睹自己的国王在手下败将最著名的官殿中加冕：这一切定在这位年轻的普鲁士军官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象征着帝国权力与庄严，昭示着他与他的祖先搏命守护的霍亨索伦王朝辉煌的画面令他永生难忘。留着胡子的老皇帝威廉、俾斯麦、鲁恩、毛奇：这些人他都亲眼见过。他眼见着许多总理和部长上任又下台——但霍亨索伦家族始终生生不息。他是他们的臣仆，是他们的军人，他和家人还要感谢他们赐予他诺伊德克这片土地。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鉴于兴登堡家族的先人在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斐然战功的封赏。
- 兴登堡可靠吗？他的格言是：“忠诚是名誉的核心。”他特别喜欢在画上题写此句。对于他的王朝，他无疑“忠心不二”，但是兴登堡与他的政治或军事盟友的关系总是以对方深深的失望而告终。
- 为什么人们总是不断错判兴登堡的个性？格斯勒这样回答：“兴登堡的忠诚只基于他的社会地位意识，因此在与兴登堡经年累月的关系中，人们都高估了那些私密会见的时刻。”
- 因为兴登堡习惯军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将自己的总统职位视为取代霍亨索伦家族执政的代理官员。同样，无论是总理、普鲁士的部长还是将军，无论他们在才智还是政治素养上是否远超自己，对于兴登堡来说，他们终究只是下属。只要他们说了他听不懂的话，他就会失去耐心！
- 大多数德国人想要相信兴登堡，他是父亲，也是皇帝的替代品。对革命与共和国的不满，新教徒对天主教徒马尔克斯的敌意——所有这一切共同决定了千百万德国人的选择。
- 法国《时代报》写道：“选举的意义在于德国人民在兴登堡身上看到他们曾经的军队统领的影子，想以此来否认他们在战争中的失败……德国撕下了面具，它本想借由这一面具相信它的民主感觉的正义性，而如今它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旧面孔……此外，选举预示着共和体制的崩溃以及霍亨索伦王朝的卷土重来。”
- 之后的历史编纂者经常批判性地评价“理性共和”这一概念，并用它来隐晦地对应充满激情的民主党人。但这种评价简化了问题所在：它假定共和制的国家形式是不可争议的准则。事实上，那些在君主制统治下生活了好几十年的人们有着君主制的思想根本不值得奇怪；更不要说，德意志帝国及其诸多公国从诞生之时的1000年前起就始终延续着君主制度。
- 此外，对于理性共和党人的批判观点还包含一个根本错误：共和国和民主制不是一回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许多君主制政体同时也是民主制国家。
- “误入蒙昧主义的明显倾向与危险。蒙味主义是所有时代的威胁，它狂热地追求绝对”。
- 魏玛的理性共和主义是时代特有的现象，它既不与政党绑定，也不局限于社会阶级，而是以民主与法制为基础。
- 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关键问题是共和党人在德国民众里占多大比重，能发挥多少有质量的政治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在什么时刻发生。答案就在选举结果及各党派的输赢中。1920年后，理性共和主义逐渐式微；1930年后，其影响力大幅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 这一结合两种自由主义思潮的态度也深深烙印在他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政策里，并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施特雷泽曼基本上处于两头倒状态，他既“左倾”也“右倾”，非常善于结盟，因此也常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是这种“结盟的能力”造就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诸多成功，毕竟鉴于议会中常常无法产生多数派，人们就不得不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
- 基于这一对今人来说十分陌生，但饱含时代特征的观点，德国渐渐对邻国产生了广泛的兼并主义战争目标。除了左翼政党外的为数众多的政治家，乃至德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群都沉溺于这一想法。施特雷泽曼本人虽不完全认同例如民族主义的全德意志联合会鼓吹的狂躁激进目标，但他的征服计划也同样相当完善。
- 德国感到自己的殖民实力大幅落后，且因为地理上处于俄国、法国和英国等强国之中而饱受被围困的恐惧，尤其是认为受到英国的帝国主义及其海军舰队的威胁。这种恐惧，在施特雷泽曼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 毫无疑问，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政党，尤其是国家层面的政党来说，接管政府是件令人沮丧的活计。短命的政府几乎不可能实现稍有意义的政治目标。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里，只有少数例外可以跳出这一规律，其前提是无论联盟或政府怎样轮换，某一职能部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由一位部长领导。
- 社民党的目标是社会自治：“我们的理念是社会力量本身应当直接生效，而不是通过国家法律或公共管理……在国家宪法之外应当产生直接发挥社会力量的社会宪法。”
- 1925年,国家宪法教师弗里茨·培驰评价道:“令人难以忍受的凡尔赛独裁和敌对势力为了贯彻条约而无视德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自尊不断施压,剥夺了战后的共和政府做出政治决断的自由,而这是每一个大国政府得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宪法的推进过程中,没有一天不受到外交政策的制约。在每一次政府危机中,这种牵制也都显而易见。”
- 但公众并不认为接受和约是一种牺牲，他们只认为这是孱弱的民主制的标志。只有少部分人能意识到魏玛的弱势只是战争和战败的结果。
- 大部分德国民众物质匮乏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几乎毫无主权的魏玛政府经济政策。一旦对经济一窍不通的那群人也感受到德国经济与国际社会的纠葛，就会立刻搬出阴谋论来。其结果就是人们的视野被国家主义所局限，并开始寻找替罪羊，例如纳粹党人就在国家的经济问题背后找到了所谓的“操控国际金融的犹太人”。
- 通货膨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财富的转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
- 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戈尔日后（1931年）归纳了“中产阶级恐慌”的症状包括：日益加剧的社会及政治上的迷惘无措，与再次被视为苦难的始作俑者的民主共和国最大限度的疏离。这些都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可低估的后果。
- 从1923年直到1929年10月去世，施特雷泽曼顶住巨大压力推行以和解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同时，他也始终维护着德国内政的稳定。从社民党到德国人民党，德国政党虽然矛盾重重，风雨飘摇，但大家都明白施特雷泽曼是绝不可或缺的人物。
- 施特雷泽曼呼吁人们不要拘泥于细节，而是寻求整体解决方案。借此他来到了其演讲的核心主题，即“欧洲国家格局的重新划分”。为了防止人们产生误解，他强调未来的欧洲经济政治绝不能歧视欧洲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也不能将它们排除在世界贸易之外，必要时可能更需要着眼全球的解决方案。
-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司法从业人员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不但会被要求比现在更加忠于“国家”，而且要不容存疑地忠于崇高的宪法：这一区别使那些不忠于宪法的官员得以全身而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公职人员在职与平日行为准绳的宪法忠诚并不是我们今天普遍理解的严格概念。这正是法纪存在的问题。
- 无论处于何种国家形式之中，政府都必须维护国家的法制与社会义务。一方面解雇那些不符合政治公务员类别的公职人员十分困难，另一方面革命政府却面临自身司法从业人员紧缺的问题，尤其缺少能胜任司法和管理方面重要岗位的人才。一方面由于帝国时期的高官们被开除，另一方面因为社民党党员和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大都局限于工人和小职员，该党只有少数司法人士，其中大多还是自由职业者或是学者。
- 埃米尔·尤里乌斯·贡贝尔写道：“德国真的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因为自魏玛宪法颁布起，德国名义上就成了民主制国家了……人们读到这些振奋人心的规定……根本不会质疑德国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政体。但很遗憾，仅凭宪法条文来推断出一个国家民主制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想要回答这一问题，更要看实施细则，后续的法律、警方的权力、管理的理念，以及最关键的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在对待敌人时，共和国前所未有的民主。”
- 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形式或缘由的反宪法行为都没有被坚定地予以制止，甚至往往完全没有抗争。国民大会也只能颁布书面的宪法，却不能一击改变德国人民或至少大部分德国人民的精神、社会、政治思想。
- 国民大会原则上确立了一个代表制的政府体系，同时也补充了个别公选元素，但在宪法实践中，这些元素无足轻重：没有任何一部宪法是经由公民投票产生的。但是公民投票是极右翼政党（纳粹党、德国民族人民党、德国钢盔党）以及极左翼政党（德国共产党）喜闻乐见的、用以反对共和国的宣传工具，例如1929年至1930年反对杨格计划的公民投票便是一例。
- 鉴于宪法法律和政府的复杂性，以及在没有政治党派参与的情况下组织公民投票的困难性，公投成为宪法令人质疑的“姿态”，而绝非“公众意愿准确无误的”表达方式。
- 议会是民众意愿的代表，因此也应当是帝国权力的承载者：只要没有通过宪法明确转交给总统、政府或帝国委员会等其他宪法机构，国家权力就应当由议会来行使。尽管制宪者们已经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意愿，但在宪法讨论中仍反复出现“议会绝对制”这一表述。为了民主之愿，人们想出各种办法来约束议会这一莫须有的最高权力：例如通过全民公投，以及最主要的通过一名强有力的总统。
- 鉴于此种格局，在组阁及任命总理一事上，总统的角色就变得尤为关键。尤其是社民党在政治责任上的推诿，更是加重了总统的权重。一旦议会无法形成多数派，权重就越来越倾向于总统。
- 政府越远离有建设性的多数派议会，就越依赖于总统。由此，政府和议会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有悖于议会制的本质，政府成了总统的政府。这一格局与君主立宪制的唯一区别就只剩下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了。
- 之所以法案的制定一再绕过议会，是因为议会多数派实难集成。这种紧急命令的颁布将一部分议会的立法权转移到了政府和总统身上。随着这一次次的事件，宪法所追求的权责分立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 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任何一届议会能撑过整个选举周期，它们全都被总统依据第25条解散（第二十五条 联邦大总统得解散联邦国会，但出于同一之原因，仅得解散国会一次。新选举最迟应限于联邦国会被解散后之第六十日行之）。这些事实都展现了总统的政治力量以及议会的无能。
- 解散议会的原因通常是议会在取得大多数支持时遇到了困难，或是当执政府失去或可能失去大多数支持。解散议会的权力，成了行政机构在面对一个立法周期里各党派比重反复变化的议会时的利器。宪法对于解散议会的规定，也表明魏玛的政府体系无法形成连贯的议会制。
- 总统的备用宪法允许，甚至可以说有利于那些在意识形态、阶级构成以及政党机关等各方面远比今日来得大相径庭的党团们逃避承担建设性的政治责任。诚然，宪法的模棱两可绝非造成议会制缺乏执行力的唯一原因，但它仍是宪法政治走上虽未公开但实际已既成事实的总统制弯路的条件之一。
- 因为害怕政党的利益政治，害怕民主制中完全正常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国民大会并没有在宪法中规范政党的功能。它只提到了一次政党，而且还是负面的。
- 国民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将总统视为一个政治中立的机关，视为一位凌驾于所有政党之上的裁判。但只有自身不必做出政治决断的国家元首才有可能保持中立，当议会大多数因为不愿妥协而大行破坏之政并拒绝担责，总统的中立很快就成为泡影。
- 魏玛共和国无力承担德国人对它的期待，但在如此极端的生存条件下，它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比现实的预估要高得多。从特定意义上说，它始终是一个不完整的民主制国家。
- 在马克思主义时政批评家眼中，议会制无非是布尔乔亚为了使工人阶级远离权力的一种统治手段，使用得当甚至还能让工人阶级产生共同执政的幻觉。
- 左翼受虐狂式的自我反省导致越来越多的分裂，一般来说，与官方政党共产主义的关系仿佛硝酸，其正统性对批判思考赶尽杀绝，因此迟早会遭到左翼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弃绝。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来，抵制德国共产党除了政治与科学原因以外，还加人了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的作秀公审以及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订立的协议，唤醒了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性，但为时已晚。
- 知识分子批判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存在缺陷、风雨飘摇的不完整的魏玛共和国——它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至其政治领导的单调性。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因其言论的公正性和正确性而光辉夺目：他们的价值在于社会批判的贴切性，但并非政治建设性，而后者恰恰是投身于政治的理性共和党人们日益追求并努力做出实际且持久妥协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模型中，政治的重要性低于社会和经济。
- 民主制的失败，纳粹独裁的建立、崛起以及失败，乃至联邦德国民主制的建立，这一三合一的问题是后世必须汲取的政治经验。
- 有三个核心问题需要解答：
- 当今研究认为哪些负担是拖垮共和国的关键因素？
- 魏玛民主制到底稳不稳定？
- 崛起的纳粹运动有什么特征？它为何如此迅速地给予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
- 魏玛共和国诞生于战败之际，在广大民众眼里，它等同于失败。虽然战败并非因它而起，它却必须对其后果承担责任。
- 除了“左翼”反对，“右翼”反对势力同样拾头，虽然彼此相互仇视，但这两大运动带来的势力相互交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
- 鉴于当时就已存在的势必导致辩证反应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交织，任何工业国家都不可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更不要说倚重外贸出口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这样的危机，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性，即主要看它的预算政策。
-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人始终与危机共存，1920年春的鲁尔工人大罢工和卡普暴乱，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以及1922-1923年席卷德国的通货膨胀，使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图林根陷入特殊状态的内政危机，因各种赔款条约而起的持续的政治斗争（例如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1929-1930年的杨格计划），社民党、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内忠于宪法的共和党人被德国民族人民党以及其他右翼保守党派造谣中伤为“11月的罪犯”、妥协政治家或是叛国贼。魏玛共和国从来不得安宁，它仅存在于世短短14年，几乎年年都处于危机四伏的严峻局面之中。
- 魏玛共和国的危机解决能力与日俱减，1930年起议会越来越无法达成妥协，也因此越来越丧失行动力，总统的权力得到实际增强，魏玛的“半议会制”变成了总统制政府体系。
-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大批民众认为纳粹意识形态是正面积极的，尤其是从不受魏玛共和国束缚的年轻一代。必须注意的是，这一代人的职业、社会及经济前景非常暗淡：他们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觉得自己被骗走了未来。
- 从严格意义上说，纳粹党被视为一场全面的社会与民族的“运动”绝非巧合。它以反阶级政党，甚至可以说是反政党的形象横空出世，致力挖掘民众中社会形态迥异的抗议潜力。以此，纳粹党从魏玛共和国与日俱增的反政党效应中获得了大众心理学上的有效结果。
- 纳粹党一方面挑起反市民、反资本主义情绪，它暗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人民党。另一方面，作为已经提到的政党的下属组织，纳粹党代表着“联盟原则在政治体系中的渗透”（汉斯·蒙森语）。纳粹党是“民族与社会抗议的人民党”，从党员、干部阶层、党内精英以及选民等方面看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
- 合法性策略的这一政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纳粹夺权是在魏玛宪法的精神下合法进行的，且基于这一所谓的合法性不能被称为革命的说法仍然存在争议。
- 纳粹建立独裁的过程恰恰伴随着一系列违背法律的行为。在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这一尚且合法的步骤之后，1933年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案法令》就已经是对于法律的第一次严重触犯。在这一紧急法案的基础上，紧接着“罪行法定”这一法律原则被废除。
- 1933年3月5日，最后一次相对自由的议会选举举行之日，暴力充斥着街头巷尾。这些暴力行径对选举结果有多大影响很难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纳粹当权者召集议会后做出的违法行为。他们逮捕了81名共产党代表和一些社民党代表，后者被禁止行使自己的代表权：这一逮捕行为违反了受宪法保护的议会代表的豁免权。而根据魏玛宪法，1933年3月23日为颁布所谓的《授权法》而召开的集会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