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瑞琴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ISBN：978-7-5097-3684-5
内容摘要：
20世纪末，苏联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实践走向终结，并导致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面对如此震撼全球的世纪性、历史性、时代性悲剧，马克思主义者唯有走向历史深处多方探寻剧变的根源，才能在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来剖析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和本质特征，深刻揭示其导致苏联演变的实践过程。本书以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为背景，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演变的视角，揭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列宁主义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以剖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为着眼点，系统研究了该理论与苏联演变的本质关系。
原文摘录：
- 面对如此震撼全球的世纪性、历史性、时代性悲剧，马克思主义者唯有走向历史深处多方探寻剧变的根源，才能在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来剖析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和本质特征，深刻揭示其导致苏联演变的实践过程。
-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对于任何具体事物的认识，都只是近似地反映了这一事物。
- 人类这一独有特征的发展和表现又依赖于人自身的存在状态，因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51页）
- 人类的全部历史 (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页）
- 这个结论看似有道理，因为改革的动因即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改革失败了，说明斯大林模式无法改革，结果导致了国家剧变。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蒲鲁东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解释一样，陷人了“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即试图把事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时，对历史的说明“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
- 列宁说：“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
- 在1847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
- 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3~14页）
- 根据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9页）
- 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改良主义范畴，是小资产阶级利益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在联合中，一旦本阶级的利益得到满足，则必然反对共产主义，从而暴露其在两大对立阶级、两种思想体系尖锐斗争中左右摇摆，直至保守反动的本性。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同科学社会主义多么接近，也只是接近。
- 马克思还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一一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
- 在这一阶段（1889年前后），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最近，社会民主主义概念逐渐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并且实际上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 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合流也是从伯恩施坦开始的。因此，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言，修正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一样，代表的都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区别仅在于：修正主义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是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但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 毛泽东说过：“修正主义者，或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444页）
-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8页）
- 恩格斯早在1847年时所说：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同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0~691页）
- “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页）。他们提出的慈善或改革计划已经对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消除某些社会领域的弊病发挥了一些作用。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对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产生影响，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时的贪婪、血腥与争夺充斥于社会的情景发生了很大变化。
- 在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迫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组织的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攻。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任务摆在面前，要求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去领导广大群众，执行这种任务；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又是那样的松散，那样的不能战斗，而且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支持着这种组织上的落后与散漫。这便是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时期之具体的重要条件。（刘少奇，《论党内斗争》）
- 由于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阶级基础，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最突出之点，即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热衷于眼前的利益，满足于些许的物质改善，把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消遁于阶段性运动中。其基本政策就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55页）
- 列宁对于曾经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叛徒实质的分析也不外乎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根源：“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页）
- 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和革命最为危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这对于文化程度、理论水平、革命觉悟有待于提高的工人阶级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影响很深远。
-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4页）
-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76页）
-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说来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8页）
- 列宁主义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在列宁需要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理论清算的时候，由于列宁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从批判出发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策略，因而列宁主义似乎总是表现为言辞激烈的争论和批判，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对列宁主义的责难与片面理解。
- 任何离开现实生活的理论都是空想的理论，而任何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理论，都是带有时代特点的理论。时代需要我们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探寻事物背后的动因。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理解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野，客观地、历史地把握列宁主义精神实质。也才能拨开云雾，正本清源，沿着历史的辩证之路走向未来。
- 斯大林认为，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本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它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它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64页）
- 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42页）
-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两个最主要的基本观点之一。树立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观点、以人民群众为价值标准的观点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要求。“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04页）“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35页）
-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 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没有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世界依然像在马克思时代那样充满着阶级斗争，只是表现方式具有了自身时代的特点而已。
- 赫鲁晓夫的改革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理论准备不足，改革同急于过渡的思想和实践纠缠在一起，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二是途径选择上不符合实际。由于对改革的本质缺乏科学认识，对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是以一种行政管理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并未触及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本身。……三是在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急躁冒进、鲁莽突兀。
- “两全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国家”，苏共也将成为“全民党”。
-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全盘否定斯大林，恶意评价斯大林，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开了先河。其错误思想和言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成为苏联演变理论纲领形成的起点。
- 苏联经济学家毕尔曼曾在《不司避免性》一文中剖析：唯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
- 20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腐败深层次侵蚀着苏共的肌体。主要表现为：党内思想理论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干部制度上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实际上是终身制而不思改革。
- 反映在党的思想理论方面，就是不思进取、僵化保守、墨守成规；在学风上则表现为对马列主义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态度，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缺乏创新性、时代性、思辨性。
- 一种理论一旦形成，就会体现在行为主体的行动准则上，体现为对主体行动的指导作用。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奉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希望现有的一切一劳永逸、稳定不变。这就进一步产生了推行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实践要求。只有破坏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准则，破坏干部选拔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优化功能和机制，使党的干部制度、组织系统腐化，才能从组织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稳定自己的特权阶层地位。
- “夜间人”表面上不关心政治、不公开表达思想，但这种不关心政治的表象背后是对现实政治的失望。“持不同政见者”和“60年代人”、“夜间人”出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并且在身份上存在转换和交叉。总体上看，都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解冻”思潮的背景下出现的。在赫鲁晓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一些单个的人，没有形成一个运动。
-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将苏共二十二大上“对个人崇拜的批评理解为重申和继续党的二十大路线”，认为赫鲁晓夫“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 毛泽东：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31页）
- 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压力。一段时期内，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和紧迫感，渴望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改变相对落后的现状，尽快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社会主义国家的急躁冒进举措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快速发展，反而延缓了经济建设的步伐，走了许多弯路。急于求成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甚至破坏，不得不以更多的时间和代价来纠正弥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再受影响。这同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期的快速发展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想像不能代替现实，任何思想理论都制约于现实。
- 马克思在评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说过：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地位，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方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 页）
- 戈尔巴乔夫随即发表了就职讲话，在首先强调要坚持苏共二十六大和以后几次中央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强调“过去和现在都不变”后，对于如何坚持上述方针作了阐述。他说： 这一方针“指的是改造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体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体系”，“是人本身的发展使人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其精神面貌有一个质的改进”；“这意味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服从于苏联人的利益”。
- “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苏共二十二大修订的苏共新党纲的口号，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要坚持，而且还要“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而加以充实”。这已经很明显地预示着戈尔巴乔夫准备继承赫鲁晓夫对于苏共指导思想上的人道主义化，并继续向着这个方向迈进。
- 在这个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讲到了民主和公开原则的问题。他说：“应当永远牢记列宁关于不应该抽象理解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思想。”“这正是党过去和将来工作以及加深苏维埃制度的民主作风的关键所在”；“各级党委应该关心，如何保证实行公开原则”。
- 基于改革一年来临的情况，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改革就是对社会进行真正的革命的和么面的改造”。“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清楚的——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部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无论怎样理解，这都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目标。
- “人民日益增长的积极性同各个领域中还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同阻挠改革的企图之间的矛盾。要克服这一矛盾，就要求在干部政策方面和在确立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新态度和新准则方面采取果断而坚决的措施”。提出“要让最积极拥护社会改造的人，有原则性的、理解时代需要的人、改革的真正‘工程主任’、愿意不遗余力为改革成功献身的人在现阶段——开展大规模实际工作阶段担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
- 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了“社会舆论要多元化”。还谈到国际共运的问题，称“共产国际、情报局时代已经过去”，各党应该绝对完全独立尽管谈到这些内容时篇幅不大，但是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这是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一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的公开的观点。这必然为公开否定、修正社会主义打开了绿灯，制造了舆论。
-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国际关系应该“人性化”、“人道主义化”；苏联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于苏联政治体制的“阻碍机制”，因此“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多的民主”是改革始终要遵循的两个并行不悖的原则。
- 他说：“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那种体制。“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的改革归于失败”；“现行政治体制几十年……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的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独断专行，在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这一切广为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扎了根”。
- 在否定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简略地论述了它的七个特征，将其视为“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并强调说：“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思想领域，目的都是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次代表会议的精神，被美驻苏大使小马特洛克认为“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
- 改革新思维首先突出的是人道性、人道主义、人性、人等抽象的概念人道主义是社会制度的重中之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突出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公正与民主。戈尔巴乔夫关于“人”的论述非常多，几乎散见于他的各类讲话与报告中。
- 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革新后的社会主义“人则逐渐变成了目标，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实际上要保证整个制度面向人的转折”。“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人的新面貌。”
- 用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抽象的观点，去解释社会历史，论述时代精神，得出的只能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戈尔巴乔夫在其著作和言论中以抽象的人取代现实的人的阶级分野，以虚无的“普世”价值表达具体的阶级差别，提出“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抹杀和混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模糊两种对立社会制度的界限，其结果就是一厢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迎合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的攻诘，自取灭亡。
- 早在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就很有成就感地谈到：“党纲新修订本在国外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进步舆论指出，它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性质，关心人并强烈呼吁各国人民要相互了解和保障人类的和平未来。”“改革的最终目的”即是“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
-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构想和基本意图就在于，我们希望经过改革使社会主义重振精神，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现象。认为这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出问题：人是问题的中心。
- “改革表明，只有人作为活动的中心真正投入全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才能克服人的异化，才能克服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脱节，才能提高个人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载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
- 异化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异化就是异己化，是指某一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出自己的对立物这种特殊现象。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被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已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 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66、167页）
- 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这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自然要从根本上改变苏共的意识形态。“异化”论从理论上、实践上否定了苏联社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了理论障碍。
- “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几乎从一开始，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就意味着与民主的彻底决裂。可是无产阶级专政却被说成是最高的民主形式。这甚至不是多少还是一个社会的群众性阶层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上层统治者及其等级权势集团的专政。”“所有这一切同上面说的社会‘模式’相结合，就形成了极权主义的权力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否定政治的多元主义，就是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就是在对财产实行国家垄断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无所不包的、严格的超集中的管理。”
- （修正主义）特点是，在哲学上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对抗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矛盾；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人”的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
- 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严整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一系列原理、范畴和结论。我们“通常把这些不同层次的原理，称为普遍原理、特殊原理和个别原理、个别结论。因此，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应具体分析它的哪些原理和结论已经过时，哪些原理没有过时，哪些原理不会过时。不加分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数百年来，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早期资本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差异。但是，资本主义新变化没有根本消除社会的基本矛盾，其制度的性质和本质特征也没有改变。
- 戈尔巴乔夫说：“世界上所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动的深度和速度，的确要求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参与下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详细研究。”“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并以创造保证使尽可能多的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为目标，由此便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各种解释的拥护者——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原则上都赞同的。”
- 戈尔巴乔夫将社会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混为一谈，认为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推行“社会福利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也“渊源于马克思”。这是从理论根源上寻找修正社会主义的依据。
-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共同遵循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著名的公式与《共产党宣言》上讲的“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非常相似，但细读之后，其中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个超越社会、脱离现实的抽象人道主义概念，而后者强调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个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联合体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先进社会制度。
- 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声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主张社会公正、公平、自由等。由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意即“社会的”、“共同的”就有许多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社会思潮自封为社会主义。不可否认，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历史上都曾起过进步作用，只是由于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狭隘性，而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由于其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各种社会思潮只有将随着时代而行将灭亡的阶级利益和愿望付诸抽象、虚幻的理论中即以超越时代、超越现实、超越阶级的面目出现才能获得存在的社会条件。
- 戈尔巴乔夫经过“新思维”后，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现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是这样一些伦理性价值观念，即“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
- 戈尔巴乔夫认为耶稣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说：“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公正、团结这些宝贵的东西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它们来源于耶稣基督的倡导和最初的基督教徒的实践……它们是我们的政策的战略目标，已经被写进我们的纲领性宣言，而且决定着我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立场”。
- 在戈尔巴乔夫“无所不包”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指导下苏联改革的前景为：“我们想要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一一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的联姻，这是改革的特殊标志。” “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且是指这样的自由，它依据人的理智、依据关于个人权利、其他人的生活环境，关于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念。”
-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改革迫切性的认识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其特定的世界观、立场出发，非客观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把个别现象夸大为普遍现象，把局部矛盾扩大为全局矛盾，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认为“国家在停滞的年代里正在爬向深渊”；二是直接把阻碍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制度本身，即“官僚极权的社会主义”。
- 不正常的停滞在于，这个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自己固守着僵化、不可变动的干部队伍，对宗派的信任成为习惯。总的说来未来联盟的解体和破坏性趋势，正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 将改革的任务从完善社会主义定为破除“障碍机制”，将改革的层面从具体运行机制上升到制度的“高度”。这个认识较之于苏联历次改革的发动者都要“深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实际实施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等方面的步骤。
- 利加乔夫说：“就性质来说，改革是革命性的、根本的、多方面的。这包括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的和有效的机制。还包括优先发展社会领域，更充分地满足苏联人的需要和需求以及大力纠正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歪曲和坚决贯彻社会公正原则。”
- 《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改革初期强烈觉察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政治意志与牢牢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局限之间的矛盾。我国处在为它此前发展划定的世界观的走廊之中。为了摆脱它的限制，不得不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行动，依靠清醒理智与直觉。但改革的目标是不变的：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从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形式上坚持马列主义的表面，已经深刻隐含着根本改革苏联政治制度的目标。
- 戈尔巴乔夫为了顺利实现其改弦更张的改革目标，对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不同范畴和概念，往往采取混淆二者、以个别否定一般、以特殊代替普遍的方法。
- 戈尔巴乔夫说：“要深入地革新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987年苏共一月中央全会）
- 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第一，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第二，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第三，社会公正的制度；第四，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第五，真正民主的制度；第六，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思想领域，目的都是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动纲领正式确定，苏联将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极权官僚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但实质上，这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经是经过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了。
- 戈尔巴乔夫常使用“多一些”与“更多一些”、“不是抛弃”、“而是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等诸多量词、虚词、代词来界定其内涵。改革的最终目标，似乎是越来越社会主义，越来越民主，越来越人性。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党的更新和改革的方针实质可用一个简单的提法来表达：更多一些社会主义。”（纵观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目标的确立，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在阐述其改革目标时，基本以笼统、含糊的概念进行表述。这同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显现与发展是相一致的）
- 戈尔巴乔夫在《未来的社会主义》 一文中，在表述其追求的社会理想时，其特有的表达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我们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我们确定的是总的方向。我们知道人们想要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但它会是什么样子，只有时间、经验和实践才能表明。我相信一点：改革如通常所说，是“认真而长久的’。我们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的联姻，这是改革的特殊标志。”
- 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及开始提出改革后，人道主义、民主化就牢牢占据着其改革视野的主要空间。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人道主义” 是改革目标的实质追求，“民主化”是改革目标的表现形式。人道主义与民主化共同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完整意义。
- 马克思主义对民主问题的考察通常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主是一种与专制相对立的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
- 戈尔巴乔夫如此强调国家社会生活全面民主化，强调解决改革中的困难、矛盾，推动改革路线的贯彻，都需要广泛发扬民主，同其认为斯大林建立的是“极权社会主义”的判断有紧密的联系。
- 戈尔巴乔夫认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也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没有这些东西，任何根本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闭幕词中，戈尔巴乔夫说：“今天在全会上我们大家得出致的结论：我们需要公开原则，我们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把它们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正是公开性和民主的气氛，才能使工人级、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健康力量理直气壮。”“公开性、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前进，要解决重大任务，就需要公开性、批评与自我批评。”“公开性是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使业已开始的变化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之一。”
-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再次说：“改革的内在的辩证法是公开性和民主化起先被改革者看成工具，看成对现行社会主义进行‘修理’的手段，不久随着把社会主义看做人道主义民主制度的新观念而深入人心，便变成了独立的目的：公开性变成了言论自由，民主化变成了政治民主。改革者发动的社会政治进程因此具有了自身的发展逻辑。”
- 加速战略从内容上、外延上，涵盖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总路线”。经济战略仅是加速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速战略中其他内容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加速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经济战略实施成功，才能保证并如期进行下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实施和完成。加速战略的各项目标在苏联改革发展的总设想中，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具有过渡性、承前启后的特点，是实施制度内变革方案的关键。
- 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现象，各项法律法规的问世和出台同实践基本是脱离的。改革实践要么变形，同制定的法律文本的要求是两码事；要么“空转”，上面热热闹闹地制订改革方案，下面依然如故，按老规矩办事。
- 加速战略还执行了有关整顿劳动纪律的内容，也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1985年5月通过的反酗酒计划，其“不良后果还是大大超过了它的优点”。戈尔巴乔夫称之为“高尚的意图，可悲的结局”。
- 戈尔巴乔夫则支持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所谓激进派，指责部长会议的计划是“保守的和复旧的”，坚决要求立即改变经济关系。认为只要进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改革可以等一等”的论调是有害的和危险的。这样，激进派的意见得到了贯彻并出现严重混乱。一是市场尚未健全，将企业完全推向市场，绝大多数企业无法得到市场订货又失去了国家订货，陷入严重困境。二是在缺乏竞争手段和严格的税收、预算限制的旧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盲目使“企业独立”，放权于企业领导人，导致产权虚置并进而导致企业领导责任虚置，最终导致国家失去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掌控。三是在推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过程中，运用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手段，以改变党政不分为名将党组织驱逐出管理机构，一大批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领导骨干被排斥出管理层次，新当选的企业领导大能力、素质、品行低下，致使企业管理出现严重混乱。
- 他说：“我们曾试图寻找从极权主义经济和平地过渡到民主经济的最佳方案”，“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
- 雅科夫列夫则更明确地说:苏联改革“一开始就应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而改革初期没有这样做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这就是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入手，明确政治目标，从基础上、根本上改变现有社会制度。
- 阐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如果让现存体制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实质上就不是在捍卫社会主义，而是在捍卫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强加给我们的模式，把它变成现实制度。这哪里是社会主义？这只是口号！只不过是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而已。”
-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从苏共中央转到最高苏维埃，国家元首从苏共总书记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到后来的总统。
- 为完成这一政治改革任务，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三大重拳“战略”。
- 主张毫无保留的、毫无限制的民主化、公开性。这种不加控制的极端方式实际上鼓励和支持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派别和组织没有顾忌地推翻苏联的“官僚体制”。
- 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这主要是“揭露”苏共和苏维埃历史的“阴暗面”，以不断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归结为“官僚体制”使人民对苏共及现实制度产生怨恨，从根本上摧毁官僚体制的社会基础。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在这样的战略中被架空、瓦解，苏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从执政党到在野党的转变。戈尔巴乔夫的三大重拳“战略”体现了其设想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战略结构”，对摧毁苏共“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作用。
- 变化始于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说：“把认真加强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是完全合理的”，“我们需要民主就像需要空气一样”，“人民需要知道全部真相”，“公开性、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极其重要的特点。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它们，只是为了批评过去的缺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前进，要解决重大任务，就需要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
- 雷日科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对党的领导，其主要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宣称的新条件下，工作中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干部政策的老套套，这套办法在当时不能不引起众怒，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事实上中央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已将近两年，千方百计地鼓励意见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却是非常官僚主义的陈旧的方法。他根本没同共和国的领导、共和国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讨论过更没有同人民商量过。”
- 那时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辩论，更多是作为一种政治生活而不是学术生活。那种无论是在大街和广场上，还是代表性机关的会议上都会占上风的、集会式头脑发热症的情况下，在可想而知的咬牙切齿劲儿和众人有歇斯底里苗头的条件下，在不仅不会而且不想听论敌讲话的时候，科学论据的理由和使用这些论据的严谨态度，通常就失去了自己的分量，听众也不屑去在乎这些。被放到首位的不是逻辑，而是论据要好讲易记；不是善于影响理智，而是善于影响情绪。
- “填补历史空白点”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使人民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几个、有时是几十个“空白点”，那么到底还有没有写出过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为什么苏维埃历史上有如此之多“空白点”？如果是斯大林个人迷信造成的，那它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自然将矛头指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指向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C·维斯科夫说：“在各种改变社会心理的方式方法中，最阴险的方法是通过消除人民的历史意识去压迫精神。众所周知，人民对时代的感知自己对国家历史的归属意识是稳定社会心理的最重要保证。这是抵御无信仰、无政府主义和抵御腐蚀人们国家主人公立场的免疫力。”
-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即以三个重要的标志性内容，推行实质性的演变：（1）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2）放弃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推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3）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
- 这次竞选的重要特点是：“1、戈尔巴乔夫集团把党排除于竞选之外，然后以苏联共产党的名义发出不干涉竞选的命令。2、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敌人享有完全的毫无限制的行动自由。大众传媒实际上完全是在为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敌人工作。3、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对大众传媒发表任何明确的言论，而且他还经常发表谈话，支持社会主义这一派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但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好像完全忘掉了这回事。
- 1990年1月20日，苏共最大的反对派“民主纲领派”成立。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长篇发言，建议修改宪法第六条，他说：“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会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准备在工作中考虑这些新的情况，同所有坚持苏联宪法及其所规定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团体合作并进行对话。”
- 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会出现像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戈尔巴乔夫这些自白，充分说明了其改革的实质性目标。
- 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体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 1990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到 1990 年 3 月第三次苏联人代会，苏联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修改宪法第六条到实行多党制、总统制，迅速地建立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体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执行管理机构构——政府。至此，苏联从组织程序上和法律程序上都完成了演变。
-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阐述了要建立的新经济模式：“有多种成分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以及现代化市场基础结构的经济。”他进一步说明，这一任务“早在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提了出来”，但只有在“政治领域实施了重大步骤”，才能实际着手实施。尽管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市场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提高经济效益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手段”但这个手段的运用，只有在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后，才能实际而有效地运用。“当前所理解的市场否定了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垄断，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与政治平等。”
- 提法采用了“沙塔林500天计划”的“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综合体现了戈尔巴乔夫一贯的“联姻”特点，但也有在叶利钦压力下屈服的因素。尽管字面上看提法改动不大，都是市场经济，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中，进一步主张采取优惠政策，鼓励私有经营的发展，认为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理论认识中，市场经济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连的制度范畴，他只能先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根本摧毁了整个社会大厦后，苏联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才能定位，才考虑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才能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绝不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转轨。其深层次含义在于，是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从“极权官僚”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施，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
-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实质很明显，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已经不适用，两种制度需要在“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新的政治思维指导下，放弃对抗、加强合作，这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
- 显然，作为西方世界“敌人”形象的苏联，无论采取何种“新思维”都不会改变其“敌人”形象。而撒切尔夫人这一番演讲，无意中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动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69页。）
- 在当代世界，并不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核战争的威胁而产生了阶级斗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造成了人类面临核威胁状况。核武器的产生源国际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2、563页）
-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还提“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的话，到这一时期，他已经将“全人类价值观”等同于西方价值观。或者认为西方价值观就是“全人类价值观”，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为投降式的转变做着注解。
-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们可以发现、认识、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但决不能任意改变、忽视和违背它。
- 马克思精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0页）
- 苏联剧变关键的一环，是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革新苏共，苏共被取消宪法规定的执政地位，从苏维埃联盟的先锋队组织变成议会党。苏共不再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共产党联邦化，各加盟共和国各自为政。此后，民族问题从地区冲突激化为全国性危机。
- 列宁说：“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
-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苏联是以“民族区域原则和联邦主权与平等成员自愿结合为基础的；这些成员拥有退出联邦（脱离）的权利”。自苏联成立之日起，苏联在法律上存在着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双重主权体系，与西方联邦制国家主权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别。
- 1990年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修改列宁民主集中制某些重要原则的《苏共章程草案》。规定：
- 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方面，以“保护少数”为由，允许党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不同意各级党组织决议的意见；
- 在下级服从上级原则方面，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超出党纲和党章的范围”，上级党组织无权改变；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如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可不执行；
- 在对待党内派别活动方面，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揭示了民族剥削、压迫的实质和消灭民族剥削、压迫的途径。指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造成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原因。这种人剥削人的关系越出了民族界限，就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只有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制度，才能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剥削。只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消灭以后，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才会随之消失。
-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和特点还将长期存在；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民族意识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民族之间、民族内部都会因此而存在着矛盾和差异；三是以往历史上苏联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也会对民族问题产生现实的影响。
- 罗伊·麦德维杰夫把当时的苏共分为这样几派：
- 以叶利饮、阿法纳西耶夫为首的“苏共民主纲派”，一个相当混杂的党内派别，与真诚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一起进人其中，还有一些试图通过反对派倾向在国内和党内当权之流。
-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可以称之为苏共的社会民主派，在苏共领导层占据着有影响位置的人们。
- 以利加乔夫为首的正统型、保守型或者“传统主义者”型的领导人，在政权上层、军队和州委级领导层，具有强大势力。
- 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民族化了的共产党领袖，对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人在社会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的立场是千差万别的。
-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但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处于特殊地位的个人在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时是至关重要、事关全局的。
-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个人的历史作用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概念内化，而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其发生和发展都是在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的。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经济关系，决定了不同时代、同一时代个人的历史作用发挥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明显的差异。
- 关于国家对经济运动的反作用，关于国家权力的特殊作用，恩格斯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7、600 ~601页。）
- 米格拉尼扬分析说：戈尔巴乔夫着力打击保守派“这一战略，不仅导致对党的名声的进一步败坏，而且也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名声的进一步败坏，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是确定党在苏联社会中作用的地位的理论依据。在1989年春开始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在报刊上已经常发表这样的言论，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苏共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实现其社会主义计划的）意识形态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获得解放和改善生活之路不在于完善社会主义模式和革新苏共，而在于坚决否定社会主义和苏共”。
- 毛泽东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2页）
- 艾伦·杜勒斯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 戈尔巴乔夫还采取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战略。雅科夫列夫曾经相当明确地表述过这一改变社会制度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
- 普京强调，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2005 年4月25 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对苏联解体评述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流落在俄罗斯土地之外，苏联解体就像流行病一样也波及俄罗斯自身。人们的积蓄化为乌有，曾经的信仰不复存在，许多部门机构或被解散或是匆忙地进行了改革，而国家的完整因恐怖主义的影响和随后的妥协而遭受损害。寡头集团完全掌控着大众传媒，它们只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取利益，而普遍的贫困开始被视为正常的现象。
- 我们姑且不论政界有着什么直接目的，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金融危机时刻，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社会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而且人类社会越是处于重大时刻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则愈益灿烂夺目。
- 列宁斯大林时期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有利的客观环境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公开而激烈，敌我阵线分明清晰，人民群众对于错误的思潮和理论的抵制是明确而坚决的。但是，这种客观环境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使得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生存的现实条件不能消失。如果思想理论战线放松警惕，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消失，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很容易卷土重来。马克思主义曾经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肆意修正，就是这样一种环境的真实反映。
- 列宁主义的故乡由于阶级斗争激烈的国情基础、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使得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对于苏俄的影响降到了最小。但是，和平时期如何保持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就是时代对新时期领导人的严峻考验。
- 列宁斯大林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即以纠正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体制弊端为由，使苏共在哲学上人道主义化，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所遏制，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因此，当历史推进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后，因其早年深受赫鲁晓夫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这为确立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埋下理论伏笔。此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逐渐占据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并成为苏联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路线，而且成为苏联改革的目标，导致了苏联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复辟。
- 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求执政党既要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在实践中反映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反映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思想指导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苏联演变具有本质联系。社会主义改革如何能够在时代的发展中，既坚持终极的理想信念，又能够顺应时代推进事业前进，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 赫鲁晓夫后苏共人道主义化，使未来的苏共能否选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有着极大风险。如何在和平年代、在全球化时代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成为时代赋予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课题。
- 坚持马克思主义，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
- 根据唯物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和过程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只是其必经的一个阶段，被社会主义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但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的过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与时机的成熟度代替过程的长短，代替的方式与手段，则会呈现出多重性、曲折性、复杂性。
- 在两大社会制度并存时期，资本主义会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较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暂时不可能全方位地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状态，表现出全面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视这个过程的存在，必须允许这个过程存在。
- “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