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超
出版地：南京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ISBN：978-7-5641-5149-2
内容摘要：
城乡关系不仅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当前学界对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演化及其动因的研究相对欠缺。《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大系·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从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在梳理四千年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演变的理论框架。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将其划分为对立、融合、再对立三个阶段，并论证了政策一文化和临海一贸易两组变量是制约从历史时期至今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因。
原文摘录：
- 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认识或道德意识，它强调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的根本决定性（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
- 就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地强调城市化和“西方化”到强调意识形态的转变。如罗杰·李（Roger Lee）认为：“发展地理学把现代化看作定位于外部市场的城市增长极网络的创建和扩展过程，创新和发展因而会在全国性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扩散。”（约翰斯顿等，2004）这种观点把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城市化仅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要全面概括这种转变，这个词无疑是现代化。
- 罗杰·李认为现代化是“富有的、表面上更先进社会的特征在表面上不先进社会的扩散和接受而产生的社会变化过程”（约翰斯顿等，2004），这无疑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及其斗争的复杂性。
- 塞缪尔·亨廷顿（1998）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奈特·毕乃德（1996）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指“一种过程：社会通过这一过程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西里尔·布莱克，1996）。
- 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96）则直接强调了现代经济增长应该“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之上”。这必然将现代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1998）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人很低的社会，向着重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但“随着中国日趋现代化，城乡差异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苗头……城乡差别似乎变得更为显著了”。
-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96）的报告强调“城乡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2004）更鲜明地指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两个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
-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1997）如此勾勒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面貌：“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 城市化大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是文明和历史的进步，又带来城乡对立、东西方对立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1997）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做出了指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 在历史长期积淀所形成的事物中，对人影响最大的是文化。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2005）视文化为导致不同生活方式的思想和价值观王恩涌（2010）认为文化包括物质、社会（制度）与思维（价值观等）三个层面；但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2002）所说：“文化如果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所以他们从影响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定义文化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这个文化的定义约等于意识形态。如此，这种作为群体特征和标志的文化，就成为一个相对的“虚体”，显示出极大的弹性。如何使其“落到实处”？这不能不提及政策（或制度）。就文化和政策的关系来看，文化是政策（或制度）的沉淀。
- 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2002）也曾指出：文化的具体单位是制度，制度是一套有组织的风俗与活动体系，是传播与推进文化演进的主要力量。如果我们把文化的内涵主要限定在价值观、意识和精神层面，那么制度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和媒介。
- 赫特纳1983年就一直致力于地理学方法论研究，指出“比划清科学任务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大卫·哈维坚称他“对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Harvey，1969）。
- 方法是确定的、具体的、可以依循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程序或某种逻辑，方法论是有原则性和整体性的方法，还应该力求解释或论证科学或学科的内在逻辑……方法论的整体性意味着方法相互关联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方法侧重操作性和技术性（如何？），方法论的原则性意味着考虑准则或原理（为何？凭何？）……方法是研究中具体的实现程序，方法论是贯穿学科或研究过程始终的哲学立场和逻辑线索……方法的范围比较宽泛；方法论则属于哲学层面，受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制约。
-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1975）
- 最后，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根源。因为，“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形式”，而“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它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马克思等，1972）。
- 消除城乡对立最为根本的是要废除私有制。通过“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恩格斯，1995）。
-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范畴；城乡分离和对立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是互相推动的关系，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城市化，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不可调和；城乡对立由于城市的集中和乡村的分散形成了城市主导乡村发展的城市化趋势；决定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和工业化大生产导致发展与破坏并存的后果；消除城乡对立需要物质和精神条件上的长期准备和努力；逐步废除私有制并消除专业分工对人的异化，实现工农结合是主要的举措。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 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将往何处去？＂在著名的三磁铁图中，他将该问题置于中心，这“在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显示统治者权威的旧模式，提出了关心人民利益的新模式，是城市规划立足点的根本转移”（金经元，2000）。
- 受此影响和启发，芒福德（2005）强调：“从生态上讲，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谁能离开而独立生存下来的话，那是农村，不是城市；是农民，不是自治城镇的公民。”这应该是1940年代以前多数思想家的共同想法。
- 二元结构或二元主义（Dualism）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波克（Boeke）于1942年提出的，最初指印度尼西亚的本土部门和西方部门，后来泛指农村的前资本主义和城市的资本主义并存的状况，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包括社会文化观念差异（陈广汉，2000）。托达罗（Todaro, 1996）则进一步将二元结构概括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并存的两种状态或现象（一种是值得期望的，另一种则反之），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且相互排斥。
- 利普顿（Lipton，1977）认为：“今日世界穷国最重要的阶层冲突不是劳动和资本，也不是外国和民族利益，而是乡村阶层和城市阶层。乡村集聚大多数穷人，并且许多人要获得可能的进步仅靠低成本的原始资料，而城市则是组织、权力紧密结合的部门。”因此，城乡差距主要由城市与乡村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所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利益集团利用权力控制社会资源，推行“城市偏向”政策，并且往往与富裕农民结合来剥削乡村从而导致城乡发展的极不平等。
- 增长极的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0年代首次提出，他主要侧重从产业的角度，认为“推进性产业”在总体上能使国民经济总产出增长远超过其自身产出增长；“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它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安虎森，2004）。
- 弗里德曼（Friedmann, 2006）认为中国城市化是在古老的城市文明传统和开放时代的二元背景下展开的，广义城市化研究（并不仅仅是人口的城市化）应该侧重基于城市视角的城乡关系研究。尽管全球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城乡关系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变化的影响要素等问题的激烈讨论仍然没有定论，但是一个基于多维视角的城乡关系研究平台正在搭建和形成中。
- 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已经不是判断哪种要素影响城乡关系，而是判断哪种要素的影响更加长远以及它怎样与其他要素结合而产生作用。
- 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上卷：2-3）
- 空间可达性的基本内涵是区域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的方便程度（陆大道，1995）。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可达性强所产生的运输成本的节约使空间经济活动突破邻近地域的限制，同时也促使以传统“近域性”为主的地理理念发生根本变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革新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通过可达性对空间结构进行了重塑。
- 城乡关系发源的独特性不同于城乡关系的独特性。前者侧重于从外部寻找城市从萌芽到形成这一过程的动因，后者则是从内部静态地说明城乡结构特征。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关系的历史和现代特征之所以迥异于其他国家，与其发源时的独特性有着深厚的渊源。如果要总结这种独特性的表现及其动因，那么无论是外在聚落形式，还是内蕴的过程特征，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的驱动使然。
- 地理与文化的持续交互作用主要反映在水域地理特征上不同的水域条件塑造了不同的文明。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与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不同的是，中国独有的两大水系产生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最终交汇成统一的、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文化主导下形成了稳定的农业社会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内向性的；而欧洲城市文明发源地——地中海的经济文化特征却是外向性的。这种不同的地理与文化持续交互作用与影响，导致了东西方城市化道路和城乡关系在发源时的巨大差异。
- 马克斯·韦伯（1995）指出：“原因在于此地彼地城市的起源不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无论其基础是何等强大的地主所有制——最初都是海上贸易城市；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
- 所谓城乡对立，并不仅仅指较大的城乡差距表现和结果，实质上是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极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以及它们造成的城乡居民在身份、地位与文化上的隔阂和不平等状态。历史时期至今，城乡对立往往以限制城乡居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和迁移为主要手段，并以严格的城乡划定作为识别和区分城市和乡村社会的标志。
- 毛泽东（1991）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 毛泽东（1991）早在《矛盾论》中就指出：“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 城乡关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指示器。在政策-文化和临海-贸易两组力量作用之下，中国自明清以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对外贸易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具有反复性的特点：不彻底、不连续且易中断。这表明成熟的城乡关系战略并未形成。城市化只是表现在人口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上，而不是文化的整合和提升。
- 综合来看，由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使这个趋势成为现实，却受多种因素左右，但主要取决于制度变革和文化整合的进程。二元结构体制将会被彻底改变。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可能仍然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因为二元结构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如不是单纯地是否废止户籍制度），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有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文化战略为目的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