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乔希·科恩
译者：刘晗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ISBN：978-7-5217-3736-3
内容摘要：
在崇尚工作、谴责怠惰的大环境下，拼命工作的人却并不健康快乐，在追求优质生活品质的同时，失去了生活。——我们可以停下来吗？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根植于大部分人体内，以至于我们不能让自己听到，甚至很难去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我们要停下来了。在度过漫长的一天，经历过工作的高压熔炉，我们都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我太累了，能歇歇吗？”伦敦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学家乔希·科恩在本书中和我们探讨了“什么都不做”的矛盾与乐趣，他发现当生活陷入僵局，“无所事事”竟成了一种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也贯穿了安迪·沃霍尔、奥逊·威尔斯、艾米莉·狄金森、大卫·华莱士等文学艺术家们“不工作”的一生。作者将惰性分为四个类型：疲惫、懒惰、白日做梦、游手好闲。通过个人经历和他咨询室里的故事，带我们一探看似不合常理的处世法则下，蕴含的无限可能。
原文摘录：
- 弗洛伊德构想出了“生命驱力”（life drive）这一概念，它是死亡驱力吵闹狂暴的对手，试图超越这种强制的阻碍，罔顾精神与身体的极限。生命驱力追求更多的东西。通过有性繁殖和辛勤劳动，它确保了物种的自我更新，新的生命得以延续。通过好奇心、想象力和实际应用，它创造出了新的领域、观点、社群、技术以及文化。如果可能的话，生命驱力会一直持续下去。
- 在当代西方，我们的生活受制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神经冲动，它促使我们活动起来，不容停歇。现代文化中的典型形象是焦虑不安的“手机党”，在火车、家庭餐桌或床上，他们收发电子邮件，处理工作文件，或是更新社交媒体，用让人上瘾的游戏和全网疯传的视频来填满一切休息或沉默的空闲。焦虑不安地消遣，是唯一能让你从没完没了的待办任务清单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不工作”变得和“工作”一样持续不断，令人疲惫不堪。我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来，但这样做会让我们无比恐惧、轻蔑及内疚。
- 一种对“必须停下来”嘲笑或贬低的文化加速了我们永不停歇的忙碌。一种争强好胜的工作狂精神，让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将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工作上。能量饮料和流感药物广告向我们承诺，我们能战胜疾病和疲惫，重获力量，为自己（以及我们的雇主）赢得又一天工作的时间。
- 精神分析为这一现象的缘由提供了多种解释。我们内心有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自我理想”（ego ideal），它迫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取得更多的成就。自我理想是我们无意识信念的残余，是从婴儿时期起父母就传递给我们的，让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完美。虽然自我理想可以激发我们的雄心抱负和创造力，但它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惩罚，让我们在“你是谁”和“你觉得自己应该成为谁”的落差之间产生羞耻感。
- 在自我理想向我们保证“你能行”的时候，更为人熟知的那个存在于无意识中的“超我”（superego）则会下达“你必须做到”的指令，在我们的责任底线激发负罪感。内外部信息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对自我极限感到某种程度的焦虑：我们刚要停下来，来自外部和内在的声音就会质问我们，要求我们再次开始。
- 我们不敢按下身心的关机键，就好像害怕随时会陷入空虚一样。然而，这种行动上的谨小慎微与那种对安宁恬静、遁世隐居的强烈渴望共存，后者则打破了连续不断的噪声流。在我的诊室里，不止一个病人会经常表达这样的愿望——希望这个世界荡然无存，或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说起消除精神紧张的幸福感，说起无所事事的周末早晨，能够盯着报纸上的一行字，进入佛教禅宗的空明之境。
- 我们发现自己在“强迫自身做太多事情”和“希望什么都不做”之间徘徊。上网消遣即是对这两者一种不可思议的融合。纠结白色T恤上的23处细微不同、狂刷网红猫咪的视频，或者一连几个小时浏览社交媒体动态，这种过度的活跃反而变成了浪费我们（或我们雇主）的时间、阻碍我们生产创造的行为。
- 我们与“行动”及“目标”之间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关系表明，我们有理由质疑“人类天生就该被视为工作者”的概念。质疑这一概念的另一个理由则是艺术的存在。
- 苏格拉底哀叹，即使是所有诗人中最受爱戴和尊敬的荷马，也没能制定出一部宪法、发动过一场大获全胜的战争、推行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或者致力于公共服务。艺术家也许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娱乐精神，但作为生活向导，他们却一无是处。
- 尽管苏格拉底和王尔德持相反立场，他们有个观点却如出一辙：艺术的创造和享受，含蓄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目标的婉拒。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事实，指向了人性中一种不必要的，甚至是无用的维度，一种对有目的行动的抵制。我们在读诗或看画时很难寻获任何切身的实用效果。
- 众所周知，孩子们总会听人一遍遍地讲着同一个故事，甚至一字不改，这也说明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艺术让我们进入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万物在过去和将来都一成不变，这既让人安心，又如同梦魇。
- 以这种方式珍视时间，就是要牢牢把控住日常生活的方向切忌误入歧途，尤其是在不会带来显著利益或意义的事情上要免去漫无目的、无所事事地走一些意想不到的弯路。在韦伯看来，巴克斯特和他在欧洲的同行们都认为，“根据上帝昭然若揭的意旨，只有行动，而非懒惰放纵，才能为上帝增添圣光”。
- 资本主义作为这种道德准则的世俗继承者，如此成功地确立了工作在我们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再需要宗教基石予以支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建设、技术、企业和消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实现了自我扩张。这些全新的外来势力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现代工业城市加速发展，过度刺激人心的文化带来的兴奋和焦虑，导致了精神崩溃在全球范围蔓延，或者用美国神经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的话说，这种紧张氛围引发了神经衰弱症。
- 梳理比尔德列出的症状，我们不免被它们在当代社会引发的共鸣所震撼。饮食失调和睡眠不足持续不断地扰乱身体和大脑的日常机能；久坐不动的白领群体数量剧增，导致慢性背痛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带来了“重复性压迫损伤”这种肌肉、骨骼与神经的新损伤。我们也可以在偏头痛和过劳现象中发现神经衰弱盛行的迹象。
- 在比尔德列出的症状中，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各种各样网络时代泛滥的强迫和上瘾行为——社交媒体持续的更新推送、赌博、色情影像、实时资讯、购物等等挥之不去又随处可见的诱惑，每一个都抓挠着我们内心最脆弱、最焦虑的地方以必将带来快感的承诺刺激着我们，最终却只会招致沮丧和失望。慢性神经衰弱的根源可能因人而异，但症状惊人地一致。
- 我们这个时代推崇享乐消费的资本主义似乎站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后者有一种严苛的道德感，是由一种“禁欲冲动”以及对奢侈品的鄙夷支撑起来的。相比之下，消费主义则赞美声色犬马、挥金如土的乐趣与欢愉。然而，这两种态度虽然彼此并不契合，却一脉相通。
- “不工作”的价值几乎总是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为“工作”效劳，现在到了我们为“不工作”本身的价值及其创造的可能性大声疾呼的时候了。
- 我能体会到它在与我相处上的无能为力。我在它对我的沟通无能中得到了启发。我在它空洞的眼神和漫无目的的忙碌中获得了共鸣，它对世界流露出的冷漠，以及对我的视而不见，我都感同身受，甚至还有一丝嫉妒。
- 它体会到的是不受个体感情影响的基本需求，而非私人化的感受。它毫无自我，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侵袭和干扰。
- 让·德泽森特将他在巴黎郊区的别墅底层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陷阱，在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表象下，充斥着颓废奢华的感觉。让·德泽森特本身就是懒惰隐士或修道士的现代翻版于斯曼暗示：“他像一个隐士，已经适应了孤僻独处，生活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他对生活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就像修道士一样，被一种极度的疲倦、一种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以及不再堕人尘世的愿望所压倒。”
- 一个幻想自己能够暂时死亡或消失的病人，通常也处于同样的焦虑疲劳状态中，即“开始”与“停下”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他们也渴望从外部世界以及它所带来的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得到彻底的解脱。
- 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讽刺：从所有的执念中抽离后，却发现自己变得执着于放下。如果去探求无欲，就有可能落入欲望的陷阱。……然而对我来说，就连“没有计划地活着”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一个计划……“放弃所有的欲望”与“从未有过欲望”有着天壤之别，就像人与兔子的区别一样大。
- 如今的“无欲之欲”（借用奥拉尼耶的表达）已被认为是社会和精神生活之中的“奇耻大辱”。面对社交媒体的白噪声，还有什么比宣告自己未被打扰更可耻的反应呢？
- 我们每天都被雪崩似的数据和刺激轮番轰炸，超出了我们处理或驾驭事情的能力。……这个前所未有的、令人神经衰弱的世界不断要求我们去选择、站队、参与和取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自己的欲望底线也无法满足。受制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蕾娜塔·莎乐塞（Renata Salecl）所说的“选择的暴政”，我们的欲求力就像一个受损的内脏器官，严重过劳、甘拜下风，只能苦苦祈祷自已免于选择带来的严重焦虑。
- 正如后来的皮浪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人永远不能只依托事物本身去理解它，只能透过与它相关的其他事物把握它。因此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 就像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写，“在某些权威看来，怀疑论者最终想要达成的是麻木无感，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平淡和缓”。据说皮浪一贯面无表情，不管他感觉如何，也不管他周围发生了什么。
- 这种文化导致了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同时禁止大众将这种冷漠表达出来。政府官员和大众媒体同声谴责，将“身心疲惫”视为乞求社会施舍的骗子、渣滓、吃白食者及街头混混的阴谋诡计，他们想以牺牲他人的努力为代价过上安逸的生活。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也有着同样的惰性，也感受到了人生意义和欲望的渐渐丧失，但是在没有人情味的社会和对痛苦置若罔闻的世风之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发声，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
- 面对周遭消费主义社会蔓延的贪婪理念，奎利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恨之入骨，也在我们这个时代引发了越发强烈的共鸣，近年来，一直被奉为高效经济生产和文化典范的日本就见证了这种倦怠心态的大规模爆发。……斋藤发现自己被淹没在众多父母的苦苦哀求声中，他们登门拜访，为长期宅在家中、闭门不出的孩子求医问诊。诸如此类的病例数量与日俱增，其中存在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青少年和年轻人，大部分是男性，放弃了学业、工作，拒绝和外界的一切接触，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中。
- “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这是我们成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信息（或是一成不变的理念），无论是迪士尼动画阳光自信的价值观、耐克盛气凌人的广告语，还是“管理大师”和岗上教练的口号，都与此如出一辙。然而，索菲娅的父母为她量身定制了这份信念，在空洞的骨架中注人了情感的血肉。这样的理念不只是一个架空于内心之外的普遍公式，而且是让她百爪挠心的内在诉求。
-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不会将自己对学科和职业的偏好强加于她，反而对她如何规划未来充满好奇，不遗余力地为她提供工作机会，带她提前参观大学校园，并介绍她结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热衷于探索她每一份转瞬即逝的热情，捕捉她不甚明朗的志向，哪些愿望是她的，哪些是她父母的，渐渐越来越难分辨。
- 当自身能力和外部现实不再约束你的时候，你反而既不安心，又无法放松。这和超我的需求截然不同，没有对着你的耳朵下达权威（父母、老师、老板）禁令的内在驱动。社会理论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的“成就型社会”就避开了禁令和要求的力量，不要求“你必须做到”，而倾向于激励我们“你可以做到”。
-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理想”，父母潜意识中坚信我们完美无瑕，这份信念从出生起就投射到了我们身上。借用弗洛伊德不乏揶揄的说法，对于父母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婴儿陛下”。迟早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完美。我们在自己心里树立的最初形象——那个我们曾经在父母的慈爱微笑中看到的完美形象，如今已不复存在。
- 在生命之初，我们完全依赖于成年人，他们的关心或忽视、怜爱或憎恨，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一股脑地接受。这样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们此后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我们生来就处于无助的状态。
- 正如博克里斯所说的那样：“安迪害怕一个人睡觉，却不能容忍和任何人共眠。”事实证明，解决这一难题的理想方案是抱着一部硬邦邦的电话钻进被窝，而非和一位肤如凝脂的情人上床。电话只是他一连串性爱替代品中的第一件——窥阴癖塑造了他的性生活和艺术创作，沃霍尔的性欲不是被自己的情人唤起的，而是被别人的情人撩拨的。
- 尽管沃霍尔苦心经营着自己超越性别的神话，他的无欲无求与其说是身体和情感敏锐度的缺失，不如说是身心过度敏感之果。
- 盯着一个睡觉的人看，与盯着一具尸体的差别并不明显，但也迥然不同。沉睡的身体长时间静止不动、自我封闭，与世界完全隔离，失去了清醒时的兴趣和欲望。某些时候，它不禁会唤起我们脑海里死亡的形象。从床尾拍摄吉奥诺的头和俯卧的躯干，它们铅块一般的静止状态，让人想起一口打开的棺材或是科学怪人的实验室中，那个即将获得生命的怪物。
- 作为沃霍尔人生与创作的重要主题，“人变成机器”是一个非常含混难懂的概念。它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从快乐与痛苦爱与恨、兴奋与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中解脱出来如果能成为一台机器，就拥有了控制自我的特权，脱离了自己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挫败感的永久奴役。然而，这种解决情感创伤的方案可能会造成另一种创伤，使人沦为一具行尸走肉。
-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是出了名的厌世者，他曾郑重其事地审视过这个问题。他对“习惯”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习惯”只不过是“勤勉努力”精巧伪装之下的倦怠懒散：“真正的习惯……实际上源于惰性，这种懈怠试图给脑力和意志力留出偷懒的余地，避免在做选择时面临的工作、困难，甚至风险。因此，安逸散漫迫使我们今天和昨天做着相同的事情，而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重复做了这些事情上百次。”
- 多数人认为，将自己打理得整齐利落是成年人应尽的责任，与此相对的则是孩子的懒惰放纵。叔本华却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考虑到“做选择时面临的工作、困难，甚至风险”，相比不停询问“我这是何苦呢”，顺势服从或许是更懒惰、更孩子气的选择。
- 蹒跚学步的小孩和青少年一样，都会挑战家里定下的规矩让一个幼童捡起玩具，他可能会泪流满面地说他不想捡，要让你去捡；让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去收拾她的衣服，她会这么回怼你：歇会儿吧，您太大惊小怪了。这两种反应都是对我们井然有序的世界的蔑视。
- 我们对这份冲动的疏离，可以解释为什么“懒虫”这种表面无害又随和的人，会如此容易成为让人害怕和厌恶的对象现代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矛盾之一就集中在青少年堆满脏衣服的卧室里。也许我们害怕打开那扇门，因为映人眼帘的就是我们憎恨而抛弃已久的自我。
- 弗洛伊德曾反复提及一种推测：在人类这一物种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头部最初与肛门和生殖器挨得非常近。在头部与这两个器官逐渐分开的过程中，进化鼓励我们脱离自身的动物性，在排泄和性行为方面不再像狗一样不知羞耻。我们挺直脊背，仰起头，翘起下巴，就能从身体私密部位散发的种种激起性欲或者令人作呕的气味中解放出来。我们紧贴地面时，就是混沌无序和不可驯服之事的奴隶；我们昂然挺立时，就获得了尊严以及外表的秩序和规律。
- 懒虫搅得我们烦躁不安，因为他让我们接触到了自以为已经超越的那个混沌、烂泥般的自我。当你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发上，陷入无法抗拒的地心引力时，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当你的思想屈从于自身懒散放空的潜流，内心只能哼出白痴洗脑的广告歌曲时，你就能有这种体会。当你和周遭的狼藉没什么两样，像那碗花生一样蠢笨、呆滞、无用，你怎么可能把散落一地的杂物捡起来呢？
- 我们懒散邋遢的时候，往往会遭人嘲笑，而嘲笑我们的人同时也对这种可能性嗤之以鼻：人类唯一的出路即是堕落，人性尊严只是一种矫情的幻觉。懒虫让我们看到，人并非一棵高高耸立的树，而是巴塔耶所写的那株植物，“朝太阳的方向生长，又在土地里溃亡”。
- 当我们屈服于疲惫散漫时，就好像那些束缚和支撑世界的形式轰然倒塌，暴露出了下面的空虚。因此，用巴塔耶的话来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没有形状或架构的“无形”宇宙。
- 律师睿智地说：“没有什么比消极抵抗更能惹恼一个认真做事的人。”积极的抵抗——插科打诨、傲慢无礼蔑视权威，都是可以被听到、被理解的，有必要的话还能做出回击；但是消极抵抗让人听不到、看不懂。消极抵抗的人与其说是在挑战游戏规则，不如说是在拒绝参与游戏。
- 对于“认真做事的人”——对于那些将这个世界视为严肃之地、严于律已的人来说，“我什么也不做”是一句最无法容忍的挑衅。这句话暗示人生可以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或欲望。人们总是用形容鬼魂的话来描述懒虫或废柴：人虽然还在，魂儿却不知飘到哪儿去了。
-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谓对付懒虫的最好办法：使劲踢他一脚。
- 弗洛伊德在1930年出版的《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指出人类有两种基本倾向：“工作冲动”和“爱的能力”“。这二者都是文明发展壮大和进步的动力。弗洛伊德将促使我们爱和工作的力量称为“力比多”（libido），这是一个拉丁文词汇，意为愿望或欲望，后来进入大众日常话语，泛指个人性欲。这种词义变化其实抓住了弗洛伊德使用此词的一个重点：与荣格将力比多定义为一种广义的精神生命力不同，弗洛伊德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的性能量。
- 然而，力比多之于弗洛伊德的意义远不只是生理上的性欲力比多是一种性能量，但人类有独特的能力将其“去性欲化”也就是说，使其服务于性欲之外的目的，如创作、娱乐和智力探索。力比多是我们投注在任何事情、事业或关照对象身上的强烈激情。如此看来，力比多就像一种生命燃料，为我们的人生之旅提供原动力。
- 弗洛伊德把恋人幸福的满足感称为一种“情感固着”——这多少有点令人困惑，因为这个词一开始被他用来描述性变态背后的逻辑。对弗洛伊德来说，性变态表现为一个人固守原地，被爱冲昏了头脑的情侣和性变态者在这一点上如出一辙。
- 弗洛伊德在性变态者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倾向，一种以牺牲完整的性体验为代价，只专注于性欲的某一部分或某一阶段的态度－－比如，他们的兴奋感只来自爱人身体的某一部分（脚），而非整个身体，或者只来自某一种感觉（疼痛），而非多种多样的感觉。
- 摸鱼偷懒或“缺乏紧迫感”（正如我的成绩报告单上所写）从来都不是因为我故意挑衅或不守规矩，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所以那些“早点起床”“动作加快”“事事有条不紊”的要求，就像让一个只知道吃糖的孩子安静下来一样，对我根本无济于事。
- 这些自诩游手好闲的人，把无所事事的生活变成了一项工程、一份毕生的事业，并因此名垂青史，却不免有些自相矛盾。真正的懒虫只想要被人遗忘，不留下任何值得被留恋或令人钦佩的东西。
- 可是，身处如此致力于“为理想而工作”的文明，我们怎么会对这些纯粹懒惰的形象着迷不已？答案是，工作与懒惰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冲动与“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这是弗洛伊德1911年一篇著名论文的标题）各自关联在一起。首先，“快乐原则”旨在消除紧张，而这只有在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时才能实现。
- 启蒙自我的真正目的与使命即是将现实置于知性的统治之下，而不是屈服于愚昧幼稚的快乐冲动。……懒虫的不求上进、道德上的松懈放纵和享乐主义强烈驳斥了启蒙运动所提倡的虔诚信仰，至少理论上如此。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与“闲散人士”保持着更为错综复杂、暖昧不清的关系，一方面鄙弃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又为之深深着迷，这种矛盾在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小说《拉摩的侄儿》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 现实生活怎一个“难”字了得？太多的事情阻碍了我们的随心所欲。卡通片里的生活消除了现实中的障碍－－包括我们身心的局限性，以及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种种规则，邀请我们进入一个能毫不费力创造或摧毁任何东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让拉摩“饿死、烦死、悔恨死”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猫、鸭和人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切片、充气、拉伸、炸碎、焚烧和殴打，然后马上满血复活，完全不会受到良知谴责或逻辑不自洽的恼人指责。
- 克里斯在圣路易斯的富人区长大，是家里的独子。他回忆起现在已经离了婚的父母，他们将无爱婚姻中的挫败感转化为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他收获了全优的成绩单，成为棒球队队长，还申请到了常青藤联校的奖学金，在他看来，这一切几乎是从自己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安排好的。
- 之后的他对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抱着服从的态度，一切照单全收，从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手头上的事情能否带给他快乐能否让他感兴趣。他知道别人想让他做什么，这就足以无限期地搁置“自己需要什么”这个问题。
- 吉布斯或许只是随意猜测，但这番话尖锐地指出，在威尔斯的职业生涯中，创造力和破坏的倾向总是相互纠缠不清。如果说自毁倾向破坏了他的创造性成就，那就忽略了两者之间更为暖昧复杂的关系：威尔斯显然沉迷于破坏性之中的创造潜力以及创造力之中的破坏潜质。
- 如果你在一场真实的战斗中遇到敌军，你可能会受伤或者被杀死，但是在脑海里战斗就不用冒这样的风险。我可以准确无误地射杀任何人而不受惩罚，如果我中枪受伤，站起来掸掸身上的灰尘就行了。这就是我如此喜欢舞台表演的原因，它把我从狭隘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不必只成为现实中那个唯一的我。行为是有界限的，表演的国度却是无限的。
- 爱好文艺的人经常被误认为“爱做白日梦的逃兵”，在德文里被称为“Lufmenschen”，即“空中的人”。王尔德却公开颠覆了这种公认观念，他认为，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反而比艺术家更配得上这个绰号。狂热的行动其实只是在巧妙地掩盖自身的空虚。在王尔德漂亮的行文里，他告诉我们，行动，“就是那些无事可做之人的避难所”
- 弗洛伊德也做出了推测：强迫症患者对行动的自目执着，说不定是为了逃避独自思索时带来的恐慌……王尔德说：“无所事事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因为这会剥夺我们用忙碌和追寻目标做借口轻易脱身的权利。
- 当今的学术圈看重数据指标、排名、引用次数，学生像客户一样上网评价教师苛刻的给分标准，还要考量研究成果的量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中，那种安坐书房，手捧皮面精装的弥尔顿著作，思考着如何改良中世纪铅字排版技术的老学究，除了报纸杂志上固化的想象外，几乎不复存在了。
- 读小说、看戏，甚至读诗都是从现实束缚中抽身的好办法。在零星的闲暇时间里，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活动，能缓解治愈工作的劳累。阅读能让我们背对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沉迷在那些虚无缥缈的故事、人物和想法里，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表示你宁愿投入非现实，拒绝回应世界要你参与现实、为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的呼声。
- 难道浑浑噩噩、声色犬马的生活不如清醒睿智的人生幸福吗？那些注视着奇丑无比的配偶，就好像对方是爱神维纳斯或美少年阿多尼斯的蠢货，比起那些伴侣貌美如花的人，真的更加不幸吗？清晰准确地观察、判断和思考总是要遵守异常严苛的标准，通常令人心灰意冷。幻觉是我们对抗疲劳倦怠唯一有效的解药，是帮助我们摆脱智慧重负的反重力。
- 懒虫抗拒外界重压的方式，就是屈从于重力的向下拉拽；白日梦想家则否定重力，飘浮在日常现实之上。做白日梦就是拒绝把人生和现实庸常的生活画上等号。
- 现实需要想象力才能成长和转变，但是这种依赖并不能避免现实与想象力相互冲突。白日梦想家对现实诉求顽强抵抗，拒绝服从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要求，让他们成了众人蔑视和恼怒的对象。柏拉图有句名言：任何一个追求正直生活的国家里都不应有艺术家的存在，造床的木匠比画床的艺术家更接近真理。在柏拉图看来，荷马和悲剧作家的迷人魅力反而更加彰显了热爱艺术对道德和人性具有多么大的毁灭性。
- 弗洛伊德坚称，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神分析，属于“现实原则”的范畴。精神分析也像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需要耐心等待，同时并没有确凿的结果。科学研究之所以辛苦，是因为它在没有捷径可走的现实中运作。
- 在这种对待已知事物的小心警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创造力的培养。想要抑制创造力，没有什么比过分努力更有效。我们认真努力的观察、倾听和思考模式几乎不可能把我们带到未知之地。耳朵、眼睛和其他接收信息的器官失去了感受惊奇的能力，就会变得笨拙迟钝：画家变成了照片的平庸复制者，编剧笔下的人物满口都是陈词滥调。
- 对我们来说，走出房门、融人世界显然比坐在房间里做白日梦好，切切实实地恋爱显然比独自想入非非好，但是，这些公理准则是否真的那样毋庸置疑？沉醉在白日梦中，把想象世界看得比现实生活更重要，难道就总该被视为病态吗？温尼科特提到，他曾遇到过一位精神高度分裂的病人，为了躲避真实生活中的风险和刺激，退缩在白日梦中。温尼科特描述她游荡在私人幻想的世界中时，形容过她那种空虚、无力的梦境，“看似忙个不停其实却什么也没做，已成了她生活的常态”。
- 为了捕捉病人无意识的沟通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一种“不带任何预设”的精神状态、一双不被自己的“期望和偏好”支配的耳朵，以及一种“均匀悬浮的注意力”（对比洛德所说的“看上去漫不经心事实上了然于胸”）。
- 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被母亲漫长的悲伤或抑郁包围，他的心中可能会形成一种无法消除的观念，认为母亲是一个“遥远的形象，一个毫无感情、死气沉沉的人……虽然活着，但在孩子眼里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 “去追求快乐而非痛苦吧”——这句令人难忘的实践哲学名言，于我而言是一种鞭策，让我去做那些我一辈子都被人告知不能做的事——也就是让我好好爽一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深藏于内心的秘密：我真正渴望的自由其实是什么也不做的自由，是摆脱了责任和义务重担的自由。终日赖床似乎是一种抑郁沮丧的退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想象力的释放恢复元气的方式。清空一天的工作与任务，让日程表如同一块诱人的空白画布，随便做什么都行。
- “随便做什么”也包括在床上躺一天，但与上学或工作不同：昨天上班就意味着今天也要去上班，今天上班就意味着明天也要去上班，但重新躺倒睡下会让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什么都不用做。工作会扼杀一天的开放性，睡眠则会保全这种开放性。
- 当我们的时间不属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想将它夺过来！但是一旦夺回了时间，我们就又想把它还回去了。它变成了份不断被推来推去的礼物，不在我们手里时令人心向往之，拥有它的时候却又承受不起。
- 我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获得了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这意味着我不用为生计奔忙，可以一门心思好好读书了。不过，这份特权带来的后果，却和我预期的有很大出入。尽管已是博士生，我仍需要参加英文系的大课和研讨课，但我那时已经不归属任何机构或个人管辖，没有人会硬性要求我做什么事情或待在什么地方。我可以逃课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会被人发现。……学年开始的几周后，我一睡醒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即候我一页书不读、一个字不写，对其他人来说也没差，这种想让我既侥幸又忧惧。即使在最为焦虑不安的时刻，我也能体到一种不受任何东西、任何人束缚的放纵快感。
- 罗兰·巴特所谓的“僧侣式行为”，也就是“每个主体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要拒绝工作和休闲的非人性化力量对我们时间和空间的严格约束，沉浸在自己特有的冲动、好奇和欲望的节奏之中。这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能并存于世，互不打扰。
- 我过去一直深陷在强烈的羞耻感中无法自拔。我会自责没有专心读书写作，不知不觉间浪费了时间和金钱。《都市浪人》令我茅塞顿开，我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的好奇心与平日固定的工作安排并不协调。博士生开放自主的日程，其实按照我头脑中那些随意闪现的灵光来安排最好。……如果我每天早上定时坐下来看书，不出几分钟，我就会眼神涣散，或者一遍遍地读着同一个段落。反而在晚上洗碗的时候，我可能会灵光一闪，豁然开朗。
- 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效率并不是靠自律的鞭策，而是由一种稳定的无纪律激发出来的。我读书、思考写作，有时是心血来潮，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利用一刻钟的茶歇时间，有时是放空一周后自然而然的成果。我所做的就是7年前从卡纳贝街回家时梦寐以求的事情——让自己好好爽一把。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如果我遵循着自己的内在节奏顺着那些随意闪现的灵光，我就不会迷失在无所事事的虚空之中；事实上，如果被迫工作，我迷失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 当然，有时你的内在节奏会无法与他人的区别开来：你必须遵从外部（比如工作，或是情人、孩子、宠物）强加的节奏但也许恰恰在这种时刻，我们才最应该保持僧侣式生活的无纪律性和拒绝精神，以及它不按任何目标方向活动（或者不活动）的特质。如果任由自己被他人的要求和议程包围，你将很快失去人生最值得享受的一面。
- 回想一下，古希腊时代怀疑主义的鼻祖皮浪为了逃避义务的劝诱和信念的吸引而做的荒谬努力吧。他游荡在悬崖边，暴露在猛兽面前，冒着生命危险反抗自然法则而不愿承认现实。皮浪的怀疑主义是从根本上削弱心智，因为它刻意回避所有确切行为，将自我置于对自身命运的“不动心”，即漠不关心的状态之中。
- 尽管塞克斯都也希望通过暂停所有判断、拒绝一切确切的“真理”来实现“不动心”的目标，但他认识到这套思想在实践中必须遵循“天性的引导、情感的需要、法律习俗的传承以及智者的教诲”。
- 对我们来说，何为真、何为善也许是不可知的，但是习俗和情感能够让我们活得和知道真与善没什么两样。我们无法确定天气是否真的很冷，但是可以确定自己是否觉得冷，而这就为我们穿上外套提供了充分依据。因此，塞克斯都在不反驳皮浪极端怀疑主义立场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方法来缓和它对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极端影响。他就像个好医生一样指出，“我们不能完全不行动”，推而广之，即我们不能放任自己陷入对自身完全漠不关心的境地。
- 只要我们试图通过做决定或解决问题等积极方式寻求“不动心”的状态，就只能加剧自己的紧张和挫败感；但如果放下自以为是的狂热，“不动心”就会不请自来，“不期而至，如影随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再怎么精密盘算，我们最想说的话、最想做的事都可能变为徒劳，这与精神分析如出一辙。
- 萧沆认为，当人类将曾经给予诸神的狂热加诸思想中时那些致命的意识形态和举动也就应运而生了：“一旦一个人失去了他冷漠的官能，他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凶手。”冷漠不仅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态度，还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维度，它努力不让我们被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狂潮淹没。
- 在一种状态下，灵魂可以获得足够踏实的依靠，完全地放松休息，并凝聚起自己全部的生命气息，不必回忆过去，也不用跳跃到未来；在这种状态下，时间对于灵魂没有任何意义，此时此刻就是持续的永恒，既不会让人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时刻接续更替的痕迹。
- 在这幸福的时刻里存在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尽管这一刻可能是完美而接近永恒的，却不能持久。那种涅槃极乐，那种永远摆脱日常生活起伏跌宕的感觉，只是当下的稍纵即逝。这个纯粹的自我，只有当一个人被封闭其中，对外部世界不动摇、不关心的时候，才会保持它永恒的完美。
- 正如卡尔·欧诺黑（Carl Honoré）在这场运动的“圣经”《慢活》＂中明确指出的，慢活的目的不是推崇慢节奏本身，而是要从活动本身来设定我们执行它的速度，不要生搬硬套某个外部强加的时间表。无论是一道文火炖菜、一个瑜伽姿势，还是一个吻或一席话，只要我们沉浸其中，它们自然会告诉我们应该炖煮、坚持或享受多久。……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世俗的日常快乐不再只是一种消费，它们给了我们真正体验的乐趣，而不是“终于又做完了一件事”的自满自得。我们不难看出慢活的吸引力所在：在被消费资本主义主宰的、疯狂加速的世界中，慢活承诺我们，它将为我们重新找回真实人生的完满和深度。
- 但在如今琳琅满目的书籍、TED演讲和博客中，还有另一种推崇“慢节奏”的论调：它们保证，慢下来不仅会让我们更快乐，还会让我们更有效率。慢慢做事就意味着循序渐进地把事情处理妥当，而不是因为急于求成，在焦躁之中粗心大意。欧诺黑引用了一位IBM经理的话，他鼓励员工“少用电子邮件，这样才能让它们（和生活）更有用”。欲速则不达，限用电子邮件，反而可以让电子邮件发挥最大效用。
- 慢活本身不再是终极目的，而是成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种手段。不过，这有什么不对吗？通过厘清轻重缓急，找回控制日常步调的方法，以此缓解社会人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这不是很明智、很人性化吗？
- 慢活不再为一路狂飙的生产效率踩刹车，却开始反过来为生产效率效劳，帮我们培养出更健康的身体和更清晰的思绪，以便成为更好的职员、父母、爱人、厨师。这种支持慢活的观点就像很多所谓的心理自助书籍，既可以拿来追根究底改变现状，也可以为虎作伥粉饰太平。
- 真正的慢，会把我们从日常观看世界的方式中抽离出来，不再将世界视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物总和。它使我们回忆起自己呱呱坠地之时所见到的世界——一股没有分化的感官巨流。
- 相比之下，劳动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创造。我们劳动，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意味着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劳动的循环。
- 无休止的重复是痛苦的，因为这代表着我们要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节奏。这意味着置身于水泄不通的车队里，或是在拥挤不堪的站台上等待晚点的火车；这意味着努力让身心适应键盘、电钻、传送带、收银机的节奏；这意味着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内完成任务，压抑任何想要小憩或散步的冲动。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劳动，是因为劳动让我们以不属于自己的方式过活。
- “不动心”的愿景并非社会的公敌，而是社会的基础。拥有“冷漠的官能”，也就是懒得向别人发号施令，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勇敢的创造力，无所畏惧且快乐地表达自己，这正是王尔德对美的定义。通过推翻“有用”的暴政、“无休止重复”的劳动，我们为无用之美在日常生活中取得主宰地位开辟了路径。
- 华莱士从第二次试图自杀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重度抑郁的可怕症状之一，就是你既没法做任何事，又没法不做事。”
- 华莱士为什么会难以承受人生进程中突如其来的情绪压力呢？为什么会在面对野心、嫉妒、攀比、爱、恨、欲望时表现得如此脆弱？大二第一学期，他的哲学和英语课双双得了A，他告诉朋友们他想“让父母都满意”。但他并不是那种试图满足父母望子成龙苛刻标准的孩子。据我们所知，他的父母吉姆和萨莉·华菜士虽然鼓励他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却并不会严格苛求。他们似乎偏向放养式教育，教导大卫从小培养生活与学习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感。
- 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心中所构筑的父母形象与真实的父母之间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华莱士的母亲热衷文法，对英文语法标准要求严格，华莱士对此也抱有特殊的热情。这不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负面影响，而是自我充实和快乐的显著源泉。但这也表明，孩子是多么容易认同父母的理想，甚至想要与父母就此竞争。……只要孩子觉得自己配得上父母的理想，这些理想往往就可以推动他在智力和创造性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与之相反，如果孩子害怕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害怕自己无法“取悦父母”，他就很容易陷入无能和绝望的深渊。
- 华莱士想告诉那些入迷的听众，这就是学院派教育最大的问题，“至少就我而言，便是它会让人喜欢上过度推理，让人迷失于抽象思维之中，从而忽略了眼前之事”。
- 自始至终反复呼吁大家不要误认为他在说教——他并不是那条更具智慧的老鱼，也无意向听众宣扬“所谓美德”，更不是在给人上品德课。……我们可能会发现，华莱士的这种自谦正是圣贤书中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看过苏格拉底谈话录的人都会了然于胸。但华莱士一再热切地强调这一点，显示出他其实被一种非常焦虑的自我意识所控制，而这种自我意识正是他想让我们逃避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推崇直率与真诚的人，会如此纠结于我们可能会给出的反应，不停抢先堵住我们的嘴呢？
- 他呆坐在电视机前．怔怔地看着午间肥皂剧，突然恍然大悟：“我随波逐流，然后半途而废，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没有哪个是真正更好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我太自由了，或者说这种自由并不是实际上的自由－－我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东西’只是因为选什么并不重要。”
- “分身”不是靠突然迸发的能量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战胜倦息无力，它靠的是一种更神秘费解的东西：倦息无力感发生了内在转变，在这一刻的倦怠乏味中注人了突如其来的充实饱满。
- 作为不及物动词的“停”（不是对“做这件或那件事”说不，而是纯粹停下来），是一份独立自主的宣言，一种默默反抗着“行动”霸权的行为。但这样说又会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停”怎么可能是一种行为呢？要怎么解释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做事？
- “我们要停下来”应该同时被当作一种描述和一种命令。作为一种描述，它指向了我们精神和生理结构的基本事实。作为一个生物体，人类既会说“是”，也会说“不”；既愿意休息，也喜欢运动；既能够单纯地存在，也能够成为行动的生物。当我们感到疲劳、痛苦和冷漠时，身心就会设法提醒我们这一点。
- “停”的第二重意思——一种命令。盲目的行动和分心会使我们的人生贫瘠枯竭，将其变成一场试图终结刺激与情绪狂轰滥炸的永恒征途。这些刺激训练我们，教我们该怎样通过让自己的一部分死去而活着。而“停”是我们感受到自己活着的关键。
- 停止很困难，甚至很危险。蛰居族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他们来说，“停”就是目的本身，令他们困于虽生犹死的境地。而另一种极端则是公司高管安排在忙碌工作日午休时段的正念课程和减压池体验活动，似乎“停”只是确保工作机器长期高效运转的一种方式。
- 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在提醒我们，“停”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培养内心自由。蛰居族把自己封闭在卧室，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离开房间的路通向的都是其他或许更难逃脱的牢笼。公司高管在减压池中度过午休时段，因为这能让他暂时抛开白天的重重压力。一个是长期退缩，一个是短暂的逃避，但二者都带有一种孤注一掷、再无他法的绝望。
- 人是什么？人生何为？这些都是盲目工作、终日奔忙的人永远没有机会停下来思考的问题。
- 这种由政府不经审查、无条件提供的维生津贴，可以让“停”不仅仅只是一种抵抗社会和经济压力的被动姿态它解除了生存基本需求的束缚，因而成为我们迈向自由的一步。如果基本的生存需求可以松绑，我们就可以不再只是因为害怕得不敢动，或是累得动不了而停下；我们停下，是为了发掘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事、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诉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调和的；个人欲望的追求永远不可能与集体法律及公约的执行相协调。这种冲突的结果就是一个被普遍的自我憎恨所淹没的社会，迫使我们对自己的望和冲动越来越苛刻自责。弗洛伊德这番发表于法西斯主义崛起之时的言论，最终在冷酷的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 这场针对自我的战争延续到了今天，体现为我们总是对自己想要“停下来”的需求感到内疚。要挑战“将人生视为连续工作”的观念，我们就需要想象一种被弗洛伊德忽略的可能性：集体需求和个人欲望有时可能会趋同。
- 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最好的生活就是政治最少介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社会正义的首要及唯一目标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自己。
- 认识到了这份需求，我们就能从如今过劳人生常常陷入的无尽循环中瞥到出路，进人一种我们未曾认识的人生和世界。一旦意识到自己必须停下来，我们或许就会立刻发现，我们想要的也就是这个。